论民主政治的时间约束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康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南京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在工业社会得以建构的时代,时间尚未成为显著的影响因素,所以,人们是在某种静止的世界观念之下去开展社会建构的。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也因为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时间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我们必须对时间约束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民主政治是工业社会最伟大的发明,但在这一政治模式建构时,人们基本上没有考虑到时间对它的约束问题。现在,这种约束不仅让人们意识到了,而且其带来的冲击也许是致命的。应当说,在民主政治模式的运行和进一步的完善中,时间因素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引入了进来。尽管如此,面对20世纪后期以来的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在时间的约束性迅速增强的条件下,我们还是需要对民主政治的时间约束问题进行研究,并通过这种思考去寻求走出时间困境的社会治理重建之路。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9 年 10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9)05-0061-10

      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看,时间对人的社会活动的意义越来越突出。如果说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们更倾向于以空间为依据去安排社会生活事项的话,那么,在历史进步的过程中,逐渐地增加了按时间去安排社会生活事项的比重。比如,在工业社会,对囚犯的量刑基本上是按对其进行空间隔离的时间长短来实施的,这与农业社会的流放有所不同,因为流放更多地是通过空间移动去实施惩罚的。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社会中,由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使得时间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已经达到了非常强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社会科学必须重视对时间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去形成社会建构的方案,即改造我们的社会。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已经不再能够忽视时间的因素了。如果在社会科学兴起的19世纪人们可以假定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一切都是静止地立于研究者面前的存在,那么,在今天这样一种社会高速运行的情况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一切都必须重视时间因素的存在,即把作为研究对象的那些存在物的真实面目还给它(他)们,而不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而把时间抽离出来并抛弃掉。正如罗萨所说:“时间是社会生活中无所不在的要素。事实上,所有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都具有过程的特质,是通过时间加以整合起来的。时间并非一个特殊的社会领域,而是所有社会领域的核心构成要素。所以,以时间作为分析社会的切入点,是一个分析的诀窍,它可以为分析、批判不同的社会行动领域提供一个稳定且一贯的焦点。”①在某种意义上,一旦时间的因素进入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在方法论上的意义也就更加清楚了。事实上,我们只有看到了社会生活中的时间约束和时间支持,才能实现对对象世界的正确认识并开展正确的行动。在这里,我们以民主政治这一最伟大的现代性造物为例来说明时间约束问题的客观存在以及正在发生的影响

      一、社会生活的时间维度

      在工业社会中,时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轴心,这个社会的多样化、人的流动等,都通过时间的线索串了起来。“巨大规模的人口非间断性地或混乱地以很快的速度运动,但是,在一个分化非常大的社会中,不同群体和地区的运动相互适应,彼此和谐。准时、可计算、精确是复杂和膨胀的现代工业社会迫切需要的,它使得人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进入到一种刻意精确和不混乱的常规过程之中。在这样一种机械的常规中,社会的不同组成部分中出现的快的运行速度,就以时间为基础不知不觉进入到彼此和谐的状态。这就使得人的交往成为短暂的、碎片化的以及非个人的,甚至是可以根据时间来测量的。”②如果说“社会”这个概念在18世纪中期开始流行了起来,并获得了现代性的内涵,那么,与时间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很多学者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时间确实为社会带来了秩序,使看起来是碎片化的东西按照时序而安排得井然有序。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的几乎所有建构性的安排和行动,都需要充分地考虑到时间,甚至是把时间当作基轴,应当认识到它们是在时间的基轴中展开的。在此意义上,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时钟的重要性,因为有了时钟,人们有了统一行动的基本依据,可以根据时钟的某个指针去协调人们的行动。但是,工业社会的这种状况好景不长,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也就是在我们体验到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候,根据时间去开展的建构性安排也遭遇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一方面,我们无法再把某种(比如时钟)时间作为基轴,或者说,时间的多样性使得我们无法去把某一种时间作为社会生活和活动的基轴;另一方面,不是我们根据时间去安排社会生活和活动的事项,而是我们遭遇的偶然性的事项向我们提出了时间要求。

      在对农民和工人进行比较时,显而易见,“农民有他的定期的时间,但是,这些时间很少有什么固定性。在亚洲东南部的雨季,农民从早到晚在地里苦干,突然,大雨来临或几个星期的干旱,就改变了与农业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人的时间表。在工业社会,没有工人被期望一天超六小时或八小时的劳动,如果他的确在劳动,那么,他会得到加班费。他也不会在周末以及星期天上班。不仅劳动时间,吃饭、娱乐甚至休息的时间也都是由城市时间表的严格要求所准确地确定的。钟表和日历调节、计算和定量地评价一种高度机械化文明的大多数有组织的活动。”③通过这种比较,就会看到工业社会的时间是有规律可循的,而农业社会的时间则没有这种规律。就此而言,后工业社会的时间在表现上也似乎是向农业社会的回归。的确如此,后工业社会的时间不会像在工业社会中那样有规律可循,但在时间的质上,后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时间又是根本不同的。农业社会的没有规律可循仅仅是简单时间受到偶然性的冲击,而后工业社会的时间则是具有复杂性的,所遭遇的偶然性也更大更频繁。最为重要的是,后工业社会因为时间的复杂性而使得时间自身也有着破坏任何规律的属性。在后工业社会中,时间自身似乎获得了“自由意志”,要求突破“一切束缚”。

      其实,当人们使用计时系统来标识自然时间时,也就实现了自然时间社会化,并使时间获得了组织生产以及其他社会活动的功能。“时间计算基本上依赖于集体的组织和功能。生活的方式决定着哪些现象将代表季、月或其他时间单位的开端和结束。即使在那些自然现象被用来固定时间周期的范围的例子中,那些现象的选择也是取决于它们对于那些集体的影响和有用性……时间的体制是伴随着社会结构而变化的。”④事实上,社会时间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发挥组织活动的功能,特别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它比所谓市场经济中的市场所发挥的组织功能更强和更加无孔不入。如果说市场的组织功能需要借助于残酷的竞争等去获得最佳的组织效果,即在竞争压力之下而不得不接受市场的组织活动,那么,时间的组织功能则是更多地根源于人对时间机制的响应。当然,建立在时间基础上的某些纪律也予人以规则和规范上的压力,但遵守时间往往被认为是人的一种美德。在此意义上,当时间发挥组织作用时,会让接受时间的组织和人获得一种道德上的高尚感觉,因而更愿意接受时间所发挥的组织作用。在工业社会的发展中,或者说,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实现飞跃性进化的正是时间的组织功能,并在社会持续的和迅速的分化中表现出了组织功能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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