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近世思想传统的研究，注定难以摆脱现代成见的种种缠绕及束缚，或许这本身就是历史生成与现代性确立的一体两面。而思想漂流的意义，端赖如何使此一过程活力沛然并释放出古今内在于传统之间的对话可能性。往者尚可追，来者犹能谏，这也是经史之教的古来宗旨吧！ 其间，围绕政治活动的诠释，无疑是现代性降临中土之后对传统影响至为剧烈的领域，也由此成为世界文明范围内的互动中心。何谓政治？传统政教礼法秩序的根基逐步坍塌，外埠舶来的诸种主义心智及背后的宗教信念渐渐风行，现代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精英于此一失衡转型中茂生长成，对现代立国之道的影响既深且巨。 这一进程，在近世政治思想研究中即有鲜活展现。为了更均衡地把握其间的流变和议题，这里大体梳理了两个基本研究进路及居间形态，然后检讨主要问题并阐发牵涉的理论含义。本文并非对这一广袤研究领域的文献综述，而是致力于对其间具有范式意义之代表作品的检讨。处理对象主要聚焦宋学，部分延伸至明清儒学。一种在传统智慧浇灌下走向强韧成熟的现代政治心智，庶几由此而有再生之机。 一、传统本位的政学溯源 (一)平民化社会的政教重构与思想新声 对于宋明以来政治思想的研究，能够将其置于传统政治社会脉络加以解释、剖析者，可以钱穆先生(1895―1990年)为代表。 透过社会政治结构的内在演进来审视立国规模的传统演变，并在这一脉络中解读思想文化的精神内涵及其历史角色，这是钱穆审视宋明儒与近世思想文化的大着眼处。 从钱穆论史着重的政学传统视野来看，唐宋之际社会政治结构的转变，尤其是门第与平民之张力，形成宋明儒兴起的宏观背景，而社会自由讲学浪潮下的宋学嬗变是思想文化之主干。 钱穆先生在其通史叙述脉络中，指出中晚唐以后、宋代即近世早期以来，社会文化中心南移，社会阶级隔阂进一步消融，政治权进一步解放。社会政治形态的“平铺散漫”特征越发明显。平民化与门第化两个力量，经历中世世族演变后进一步推动社会结构趋向平等化，即此大势之蕴涵。门第等级一步步削平，社会政治结构中在政府与民众间进行有效联结的组织力量也需要重整。 宋儒兴起，高唱华夷之防和尊王论，这是门第贵族社会退潮、宋朝政制集权后，于理论思想上正式倡导、收拾人心以定于一的一大进展。相对于士族贵族尚佛老、重诗赋的文章，新儒家尊儒崇经，推动古文运动。相比唐人重事功，新儒“要把事功消融于学术里，说成一种‘义理’”。唐人的就事论事，转成宋儒的以理待事，“此乃平民学者之精神。彼辈要出来转移世道，而不为世道所转移。虽亦不离事功，却不纯从事功出发”①。由事人理，中国的现代精神也在此处撒播生机，即宋代言事功之学者，与理学家仍共享一套宋学天理观，此其特别精神。现代中国言意义理性、论事功实践，需在此处探求其精神根源。 以义理指导事功、转移世道，且不再受身份门第束缚，平民始得出头，这一历史动力得赖于一种普遍性的精神义理更甚于传统学术。这是近世义理观兴起并盛行的社会政治脉络，包含了意义世界—实践世界的一个范式转移，即从一种新的信仰、教育理想来理解人的群己生活。 从学术传统来看，近世儒家兴起继先秦诸子讲学，开启了中国第二次社会自由讲学的长期演进。宾四先生反复褒奖并称为“我民族永久之元气”“我民族国家数千年文化正统”②。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特别将范仲淹与胡瑗视作近世政学精神的肇始，认为二人分别代表了政治革新与文教重塑的新动向。③由此以下的宋儒事业，是在精神信念进行更新的基础上，致力于政教秩序重建。这一基本构划支配了宋学及其后续近世思想的发展。 范仲淹、胡瑗的自觉兴起，始见社会民间精神之勃发，渐次展现于庙堂。宋明儒讲学的六百年，政府多不能主持教育、领导学术，而社会运力活力至显。近世讲学进一步摆脱政治依附，多属社会平民学者自由结合。与先秦诸子投奔诸侯巨室不同，更倾向社会下行。与汉唐儒相比，讲学内容不限于经学家法，更多以各人思想学术为宗旨，讲学方式更显流动性、随机性和公共性。④ 自思想本身看，钱穆指认宋学含有一种近乎宗教的精神气质，“凡内在有一种相互共同的信仰，向外有一种绵历不断的教育，而又有一种极诚挚、极恳切之精神，自发自动以从事于此者，自广义言之，皆可目之为宗教。宋明儒的秀才教，大体以大群全体为归宿，可谓一种‘新儒教’”，“可说是范仲淹诸人以来流行于一辈自负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中间的宗教”，“都带有一种严正的淑世主义”⑤。这个新的精神信念形态，致力于成就一个更为高明广大的理想境界，主张此世与超越相通、个体与群体相通、修身与治平相通，打成一片。源自社会民间的自觉精神衍生出一种共识性的信仰，其义理或曰天理观念彰显出近世精神魅力，背后则是一个大公中正以立人极的普遍性最高理念。 “他们热心讲学的目的，固在开发民智，陶育人才。而其最终目的，则仍在改进政治，创造理想的世界(开发民智、陶育人才为第一步，改进政治为第二步，创造理想为第三步)。宋明儒理论上的世界，是‘万物与我一体’(张横渠之‘西铭’为其代表作，此即上古先秦相传之一种全体观念也)。”⑥这是我们理解近世儒学大传统精神的关键着眼处。 钱穆将宋学划分为初期、中期和南渡三大阶段：初期宋学包括宋初三先生、范仲淹、欧阳修、李觏、王安石、刘敞、司马光与苏轼兄弟；中期宋学包括理学系统的北宋五子及其门人弟子；南渡宋学除了理学传承，还有浙东诸儒，及二家汇合产生的后学流裔。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