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24；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5)02-0167-10 墨家学派是根据其哲学思想来论述教育的基本问题的，这便形成了墨家的教育哲学。墨家教育哲学与墨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息息相关。关于墨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墨学研究史上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功’‘利’乃墨家哲学之根本意思”[1]77；二是“墨学所标纲领，虽有十条，其实只从一个根本观念出来，就是兼爱”[2]3265。研究墨家思想的学者，就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兼爱”还是“功利”争讼不已，但是在原始墨家看来，这两者并不是截然二分和互相对立的。“仁，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外内。”[3]369墨子认为，兼爱和功利的价值观念都源自于人的内心，它们以此区别于外在于人的所爱及所利的对象，“爱”、“义”、“利”彼此勾连成为完整的价值体系而统一于墨家的理想社会和教育目的中，“‘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决定了墨家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实现这一理想的人”[4]61。墨子说：“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3]456墨家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教天下以义”，把兼相爱、交相利的价值原则推广成为普遍的价值共识。阐释墨家教育哲学的现代性，主要是围绕着墨家“教天下以义”的基本教育思想展开的。 一、墨家教育哲学的现代性表征 墨家教育哲学具有显明的现代性特质。在这里，现代性并不是时间概念，而是指与其所在时期的礼乐教育传统相断裂。墨家教育思想之所以能够跨越如此久远的时空距离与现代性心有灵犀，是由于其精神内核与现代性暗相契合。墨家教育哲学的核心思想是“教天下以义”。“义”是管理国家和人间世俗事务的通行规则，其培养目标“义人”可以获取可见物质利益和外部社会奖赏。墨家教育哲学所表现出来的强烈实用理性色彩、通过教育去承诺实现人的功利价值和理性以及为“尚同”国家培养适用人才的政治抱负，都暗合于教育现代性的价值诉求，无不体现出现代性的意蕴。 现代性是一个开端性标志，作为历史发展的新端点，它一经产生就对人类生存现状及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现代性是以明确的“新”作为自我意识而宣布与传统决裂，它有一种来自生命本能的创新和进步冲动。无论是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自信，还是马克思对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哀悼，或者波德莱尔以孩童般新奇的眼光去打量美的转瞬即逝和体验偶然性的碎片，①都无不宣告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②墨家也是通过对已有既定价值的重思和怀疑，对已有秩序的改造和否定，以及对审美情感需求的彻底遗弃而给战国以光彩的开端。“在世界史上，墨子首先拿理智的明灯向人世作彻底的探照，首先替人类的共同生活作彻底的新规划。他觉得诸夏的文明实在没有多少值得骄傲的地方。”[5]119夏、商、周三代文明所积淀的礼乐制度，业已形成的君、臣、尊、亲的人伦秩序，以及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自然产生的审美愉悦和情感体验，都引起墨家的价值重估并一律以否定的结论而告终。这自然也促使墨家在对教育进行设计和建构时不可能再依循历史的传统，必然会以创新开拓的姿态重新对未来教育发展的路向进行彻底规划。 虽然墨家在教育生活中也称引《诗》《书》和宣讲三代圣王贤明道德，但与被“郁郁乎文哉”吸引而产生从周心愿的儒家文化保守心理截然不同，墨家从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推导出恢复周礼仪文并非易事，已有的“礼”、“乐”范畴已经没有能力再继续解释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墨家并不认同礼乐治国的政治传统，它要用“述而作”的方式创新建制来实现对礼乐政治的更新和取代。“惟吾人当注意，墨子虽或受教于史角之后及孔子之徒，然其学则融铸古义，适应时需，自立创新之教，以成一家之言，非前人之所能范围。”[6]126“创新”一词最能体现墨家激进的文教改造心态。墨家通过“非儒”创立了新的学派，同时也实现了对礼乐文化的否定与扬弃，通过“非礼”、“非乐”顺理成章地放弃了儒家所赖以存在的氏族血亲宗法政治制度，彻底动摇了儒家教育所竭力倡导的礼乐之教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根基。在先秦中国文化的十字路口和政治道路选择时期，皆主张入世的儒、墨两家就要不要继承礼乐教化，与未来国家政治治理究竟是法古还是改制展开过一场激烈论辩。《墨子·公孟》篇记载了这场争论的片段：“子墨子谓公孟子曰：‘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公孟子曰：‘国乱则治之，国治则为礼乐。国治则从事，国富则为礼乐。’子墨子曰：‘国之治，治之废，则国之治亦废。国之富也，从事，故富也。从事废，则国之富亦废。故虽治国，劝之无餍，然后可也。今子曰：国治则为礼乐，乱则治之。是譬犹噎而穿井也，死而求医也’”。这一段话最能体现儒墨之争中关于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如何进行抉择，以及解决现有政治问题的两套不同方案，这也可以看做儒墨进行不同教育内容设计的基本出发点。 这场辩论以墨子发问开始，其制胜点在于攻击儒家推崇的礼乐教化制度，争论的核心是让儒家贵族代表公孟子回答“如果礼乐制度值得推行和延续下去，那么治理者什么时候进行统治？老百姓又要什么时候进行生产劳动？”这一问题。公孟子的辩护是：“如果国家混乱就进行治理，治理好之后就制礼作乐；实现礼乐之治后，老百姓就从事生产劳动，聚集的社会财富再次投入到制礼作乐之中。”墨子敏锐地发现对手乱、治、礼乐三者顺承关系的逻辑矛盾，这三者并不是公孟子所想象的依次递进关系，而是根本性的互相决定关系。治理国家就要持续性地勤勉治理，否则就是“噎而穿井”和“死而求医”，等国家混乱之后再进行治理根本就没有能力再起死回生，更遑论使用社会财富来制礼作乐。治理国家最根本的问题是为了实现国家和民众的共同富裕，而不是为了挥霍财富去制礼作乐，这样反而荒废了君子进行治理的时间和平民从事生产的时间，按照公孟子的治理思路只会带来国家的最终覆亡而不是复兴。在这场辩论当中，墨家不但加深了对社会现实政治问题的理解，同时也坚定地相信礼乐制度一定会被取代。既然已有文化传统不再有存续的必要，那么墨家就要用“强为”和“力行”来开创一个全新时代，这其中也涵盖着对教育重新进行全面的筹划和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