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12(2015)03-0069-09 在当代思想界，爱德华·W·萨义德是一位颇多创见但又常惹争议的人物。他倡导政治介入，批评学院派知识分子不与现实接触的习气，质疑现代大学里新保守主义学者的“非政治性学术”传统；他全力解构启蒙主义的权力话语，试图撼动西方殖民主义的思想基础；他推崇“世俗批评”，用来重释文学经典，即从“现世性”角度来揭示文学与历史场景的关联，揭开文学经典的“文本性”假面，将文学文本的生产与制作还原为社会的历史的过程，使它们“重新连接上它们所源自的社会、机构或生命(society，agencies or lives)”，等等。他所做的这些工作在刷新和丰富传统文学观念方面无疑具有启示意义，也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人文研究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也不可忽视。 瓦莱丽·肯尼迪说：“1976年底，萨义德正处于构想关于批判责任的核心观念的过程中。这些观念就是他对于‘技术批评’的怀疑，以及他的通过利用理论来分析社会和政治的权力与统治结构，从而把文学、历史和政治联系起来的愿望。”[1]事实确实如此，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萨义德学术生涯的关键时期，酝酿了他研究路径的根本转变。作为这一转变的结果，他提出了关于“世俗批评(secular criticism)”的构想，并从中发展出了他的“现世性”理论。 按照萨义德的理解，世俗批评是一种“反抗的(oppositional)”批评，它反抗宏大叙事，反对“大规模的封闭体系的生产”；它要求批评家在解读文本时保持对政治、社会和生活价值的敏锐意识，并且善于做出政治的、道德的和社会的判断。这样的批评注定不是遁世和不干预的，而是入世和有所为的，或者说，这样的批评注定是“现世性的，并且是在世的”。[2]86与世俗批评相对的则是萨义德所说的“宗教批评”，这是一种以追求终极性解决为目标的批评，它以“遵循超人性、超自然和来世性的权威切断了人类的探索、批评和活动”，目的在于提供权威体系和秩序标准[2]504，将人们导入一种“宁可求助于文本图式化的权威也不愿与现实进行直接接触”的批评之路。宗教批评形式多样，如实用批评、学院式文学史、文学鉴赏与阐释以及文学理论等等，它们无不具有理论化和技术化的特征，“无论哪一种都代表着各自的专门化和非常精确的智识劳动分工”[2]2，萨义德有时也称之为“技术批评”。宗教批评是一种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批评，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世俗批评。这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学院派知识分子对“非政治学术”传统的推崇有关。 一般认为，美国的“非政治学术”滥觞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批评。据后殖民理论家阿什克罗夫特的解释，新批评原本是作为前英殖民地的美国为谋求文化独立所作的一次理论上的“反叛”，目的是抵抗英国文学传统对美国民众的长期控制。它试图抛开传统的英国文学体制与范畴，以确立美国或殖民地国家自己的文学经典。[3]为此，新批评强调殖民地国家的每一部作品都具有阅读价值，相信殖民地作家即使不按照欧洲的传统标准去写作也一样能创造出英语文学的经典。不难发现，新批评在诞生之时是有强烈的现实诉求的，它把文学经典视为民族尊严与自信的象征。在后来的批评实践中，这一现实诉求却被搁置起来，新批评家开始有意识地回避经典背后那些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问题，把这些问题划入“外部研究”而不予关注，转而投向“内部研究”，刻意寻找所谓纯粹的“文学性”，亦即强调文本的形式因素，把文学作品看作是“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4]殊不知，在绕了一大圈后，新批评又回到了它曾经试图“反叛”的欧洲传统，回到了马修·阿诺德、托马斯·艾略特、瑞恰兹和F.R.利维斯等人那里。杰弗里·哈特曼说：“自理查兹、利维斯、燕卜荪和艾略特时代之后，一个已经影响了批评的变革是对语言的精细研究，以及通过这种研究来分析文学作品。”[5]58新批评这种过于精致的趣味和偏狭的理论视野导致它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走向了衰落。在谈到新批评的这一命运时，萨义德不无感慨地说：“我发觉新批评家都是寂静主义的，他们的关切和范围只限于文本，而吸引他们的那些议题——从历史的、社会的或者一般的角度来看——是很有限的。他们似乎对政治问题不感兴趣。社会的生活，或者说主要涉及文本和文学的社会生活，并不受到他们的注意。”[6]18但是，很快地，新批评的一些基本思想随着法国思想(如德里达、福柯、罗兰·巴特等)的传入又在70年代的美国重获新生，成为学院派新保守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美国批评的格局也因这波法国思想的来袭而发生新的变化。用萨义德的话说，“70年代末期的美国文学理论，从一个跨越专门化界线的大胆的干预主义运动，进而退缩进‘文本性’的迷宫里，还裹挟着最近以来欧洲的革命性文本性的倡导者德里达和福柯”。[2]8 美国(当然不仅仅限于美国)当代批评的新格局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批评本身的困局，特别是随着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所谓“前卫批评”受到追捧，批评界日益沦陷为不作为和无生产性的理论车间。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批评本身被当作专门化和技术化的工序演练，它只对文本自身感兴趣，视文本为独立自足的世界，进而用“解构技巧”来代替“来源分析”；另一方面，批评家在批评活动中取消对人的关注，把人类主体从知识的核心位置上放逐出去，转而用错综复杂的、不断增多的规则来取代那种“主宰性的、永恒存在的人类中心”。由于取消了“人的问题”，或者说不再与所谓“真正人生的存在性密度”相接触，批评家们便热衷于谈论一些一般性的议题，用空话、套话和不关痛痒的话来挤兑对生活的洞察和对文本的深描，结果理论本身成了可以被反复谈论的题材，为理论而理论，甚至把建构理论当作学术的终极追求。学术界整体迷失于理论主义的狂欢中，由此衍生出一场大规模的从文本到文本，从话语到话语，从理论到理论的“互文性”运动，而对文本的历史研究则被弃之不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