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5-01-014 阿尔都塞(Althusser，L.)是20世纪的一位意识形态理论大师，在其学术生涯中，他曾多次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论述，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命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三个：第一、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自我意识”[1](P136)；第二、“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一种‘表征’”[2](P161)；第三、“意识形态将个体当作属民质询”[2](P168)。在这三种提法中，“质询”理论是最晚(1979)提出的一种，也是理论效应最为显著、引起争论最多的一种提法。在这一提法中，阿尔都塞从一个极富创造性的角度——主体性建构的角度——描述了意识形态运作的具体过程，从而为意识形态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巴利巴尔(Balibar，E.)曾指出，阿尔都塞穷其一生苦苦探索的，是“找到这样一种‘视角’——理论上以阶级为基础——凭借它能够去分析公共与私人领域之差异的起源、功能和形态，进而分析这种差异是以何种方式支配个体和群体的主体位置的，这是隐蔽在阿尔都塞著作中一些本质部分的组织原则；即便不是最成熟的，也可能是最核心的。”[3]这一论断无疑把《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项研究的笔记)》一文放到了阿尔都塞思想整体的核心位置上。因为，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阿尔都塞通过对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区分、通过对意识形态“质询”过程的剖析，尝试对上述“核心”问题进行了直接的研究。因此，不理解意识形态质询理论就无法把握阿尔都塞思想的整体，而不弄清楚其中的“主体性”的问题，就无法把握意识形态质询理论本身。 一、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质询理论 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项研究的笔记)》一文中，阿尔都塞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再生产”问题入手来探讨意识形态。他认为，社会形态的再生产包括生产力(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尤其在劳动力的再生产中，劳动技能的再生产以“意识形态实践”的再生产为前提。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技能不再从生产中直接获得，而是从生产之外——教育及类似的场合和机构中获得。教育及类似的场合和机构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是被主导意识形态所渗透了的。因此，工人在获得劳动技能的时候必须同时“习得”对现存统治秩序的顺从，如其不然，他就不能获得劳动技能。因此，虽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生产力的再生产对社会形态的再生产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但是，从共时的、结构的角度来看，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则更为重要。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由社会的上层建筑的运作来保障的，即“通过国家权力在国家机器的运用得到保证的，一方面是(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2](P150)阿尔都塞认为，构成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是国家机器，它既包括“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即通过暴力起作用的政府、行政部门、军队、警察等等，也包括教会、学校、家庭、工会、媒体和文化机构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多种多样，而且大多数属于“私人范畴”，有的甚至就是“私有的”。强制性的国家机器主要通过暴力来起作用，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主要“通过意识形态”起作用，两者共同构建了“最终是剥削关系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政治条件。”[2](P150)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的提出，为阿尔都塞重新认识“意识形态”打开了思路。他指出，意识形态必须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实现其遮蔽和扭曲人对自身与其生存条件的关系的认识，或者说，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构造了一种人与自身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那么，意识形态就不是精神性的观念，而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和实践。也就是说，“一种意识形态永远存在于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及其实践中。这种存在是物质的。”[2](P164)阿尔都塞从观念与行动的一致性入手指出，由于人的观念必然地刻写在物质性的实践活动中，而且离开了这种实践活动，观念便无法作为“我的”被持有，“就个别的主体(某某个体)而言，他信仰的观念之存在是物质的，其意义在于，他的观念是他的被插入物质实践的物质行动，这些物质实践受制于本身被物质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界定的物质惯例，而主体的观念就来自那些机器。”[2](P167)于是，阿尔都塞提出了两个命题：“(1)如果不是借助并且在某种意识形态中，就不存在实践。(2)如果不是借助主体并且为了具体的主体，就不存在意识形态。”[2](P168)前一个命题是对意识形态的“物质存在”的补充，进一步强调了实践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离开了实践，就没有意识形态；反之，离开了意识形态，实践也无法开展。后一个命题，则预示着阿尔都塞即将提出的核心命题，即“质询”理论。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命题是质询理论。所谓质询——也就是招呼，Hail，英文的相关意思为：打信号示意(计程车等)停下——指的是个体被某种权威的声音所召唤，而后顺从地占据社会秩序指定给他的位置、主动地承担社会秩序要求他承担的角色。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就是通过把个体质询为特定形式的属民-主体，并使他自觉地接受这一主体身份，从而达到再生产现存生产关系的目的。“借助主体的范畴的作用，总体意识形态将具体的个体当作属民招呼或质询。”[2](P171)这一命题是指，意识形态通过控制人的自我认同来把个人征召为社会功能的代理人，也就是说，意识形态通过赋予人某种身份，通过教育、教会、家庭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使人认同这一身份，从而把个体对现存秩序的顺从变为一种自我关怀。其效果是，“个人作为一个(自由的)主体被质询，以便它能够自由地服从于大写主体的训诫，也就是，以便它能够(自由地)接受他的屈从地位，也就是说，以便他将会‘完全独立地’做出他屈从的姿态和行动。”[2](P178)由于意识形态的质询机制内在地包含着对自身的遮蔽，而且它时时处处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个体对自身的被质询的事实是浑然不觉的。不仅如此，被质询的个体对自身的意识形态主体性毫不怀疑，从而自觉地在实践中承担着统治关系所要求的社会功能。简言之，意识形态的质询机制使得被剥削者成为了再生产剥削关系的主体。具体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把人性定义为普遍自由平等的，接受了意识形态质询的无产阶级把自身想象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人，认为拿自己的劳动换取工资是一种无可怀疑的平等交易过程。这事实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的再生产。因此，阿尔都塞指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最显著的效果是把社会个体质询为“自由劳动者”，这种主体性意识遮蔽和扭曲了他们对自己真实阶级身份和被剥削的社会地位的认识。可以说，正是工人的“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日常实践保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