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D082 政治过程由多种因素决定，包括政体、传统、历史、文化、宗教信念以及政治精英和公众的世界观。此外，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国家的盟友和对手、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世界政治中的现存关系体系也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后半期信息技术突飞猛进——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大大降低了人们找寻、创造、传播信息的代价。信息时代下国家角色发生变化，国家能力随之发生变化。结果，积极运用新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个人和网络重要性上升，跨国公司的影响也开始加强。西方国家在经济、科学、技术上的成就是其他国家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它们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上的成功，提高了西方国家通过“软实力”影响世界的可能性。① 亨廷顿认为，“民主”传播是20世纪下半叶主要趋势之一。“第三波”民主化始于1974年，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②今天民主依然具有吸引力，但还没有到被普遍接受的程度。不过，当代民主化过程中，俄罗斯和其他后苏联国家正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积极进行政府和其他政治制度转型。 政治科学中，制度转型过程(有些情况下，还包括制度转型的后果)经常被称为“进口”和“移植”。“进口”来自经济学，不过将之运用到政治分析中是有问题的。按照经济学的理解，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进口是政府有意为之，目的是用进口制度来填充政治和社会体系。这些进口制度与已有的传统制度和规范是直接竞争关系。制度进口的支持者尤其是经济学家们主张，进口制度和传统制度的竞争对经济一体化和建设开放政治体系是值得且必要的。 “移植”来自医学，医学外科手术视角所提供的视觉形象是可以利用的。彼得·帕诺夫赞成移植的医学外科视角，认为“这种视觉上的类比看起来是恰当的，因为它抓住了社会和有机体之间的相似性”。③ 所有事实表明，研究视角从分析制度的历史、形式、发展和功能转移到制度构建以及合适制度架构等议题上。亚历山大·伊万诺夫集中研究俄罗斯申诉专员制度就是典型代表。④国外政治科学也积极研究以发达国家经验为基础的合适制度架构问题。曼德伦·霍斯里在一份报告中提出“灵活宪政设计”，该报告研究欧盟如何开发最优决策过程来创制欧盟宪法。⑤这种方法的基础是公共选择理论、当代决策研究、欧盟国家建立机制落实“共同意愿”的经验。欧盟国家建立机制落实“共同意愿”因新老欧盟成员之间的不均衡而变得更为复杂。无论是对学术界还是欧盟公民，“统一欧洲”合适模式的创造面临着重重艰难险阻。2005年法国和荷兰欧盟宪法全民公决的结果印证了困难之艰巨。如此困难的根源是，欧盟作为各个主权国家的集合体，移植一些联邦制的因素，采用单一政治体系，建构欧洲集体身份认同，完成如此复杂任务需要不断寻找最合适方法来平衡老欧洲和新欧洲的利益，平衡经济强国和经济弱国的利益。⑥ 尤其要关注西方政治科学的各个研究派别，这些派别不仅关注移植西方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可能性，还考虑这些制度移植入对象国的具体形式。这些对象国近来正经历内战或发起国家重建运动。比如，基尔斯蒂·塞缪尔斯在《国家建设和冲突后宪政设计》一文中分别讨论了波黑、斐济、黎巴嫩、南非、乌干达等国。⑦这些国家是国际和平研究院国家建设项目的研究对象，该研究考察了具体的分权形式和权力制衡模式。塞缪尔斯认为分权形式和权力制衡模式关系到政治稳定。该研究成果可能会应用到战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国家建设中。⑧美国政治科学的强烈信念是，需要更深入地研究美国在民族国家建设、运用民主维持制度和开发现代宪政和政治体系上的作用。⑨兰德公司发布的报告详细分析了前政权强制解体后国家建设的阶段和显著特征。⑩兰德公司报告特别关注建设现代政治制度和民主化。这二者是“确保社会与其自身以及与邻国和平相处”的唯一途径。(11)兰德公司“国家建设指南”的大意可以总结为，一系列支持各地民主发展以及政治制度效率现代解释框架下的自我管控步骤。 安德鲁·雷诺兹的《宪政医学》一文研究了后冲突国家(阿富汗、伊拉克、苏丹)的宪政工程。(12)他的研究关注脆弱分裂社会中民主设计平息冲突的可能性，该研究以诊治疑难杂症的医疗实践为基础。他认为，为了国家稳定而精心设计宪法，类似于治疗病人，而且实际上这二者具有相似的阶段组成。民主设计和治疗病患都包含完整的医疗循环：转运病人到合适科室、紧急处置、系统处理、长期健康维护。这种情况下，如果现有机制不能稳定或依然功能紊乱，看起来制度移植是一个真正机会来取代社会管理和政治管理的功能机制。在这个意义上，雷诺兹强调有必要考虑民主发展的不同阶段，目的是使政治制度适应基本需求。在我们看来，这种方法充分暴露了西方国家的目的是制造傀儡政权，不是确保在政治动荡地区建立功能运行正常的民族国家。 托马斯·卡罗瑟斯在《布什和布什之后美国民主推进》中总结了小布什破坏性外交政策的后果。他完全意识到“民主推进”问题有多严重，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受到多大程度的指责。(13)在卡罗瑟斯看来，奥巴马政府必须恢复全世界人民对西方式民主的信任、对美国是民主“推进者”的信任。(14)然而卡罗瑟斯认识到，这个要求不应该是理想化的，因为将民主作为普世价值的美国需要明白，第三波民主化只是漫漫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短暂瞬间，这个短暂瞬间的典型特征表现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