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是二战以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建立起来的一种实现全国范围内普遍社会保障的国家体制。由于其一改资本主义经典理论——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与操作理念，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增加了国家的责任和政府对经济的运作，因此，针对福利国家这一社会现象的论争一直是20世纪以来西方最强劲、影响最广泛的理论思潮之一。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对原有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人们对福利国家的前途命运更是愈加关注。 一、福利国家的理论演变 虽然真正意义上的福利国家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但是人们对国家的社会功能的需求在国家诞生之日起就产生了。古罗马著名的思想家西塞罗把国家看成是“人民的事业”，然而，古罗马的国家却忽视了国家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变迁的需求，国小“则亡于外力”，国大“则亡于内部的邪恶”。[1](P130)这种对国家社会功能的忽视使基督教获得了从社会底层传播和发展的机遇，使其成为在千年中世纪行使国家权力的“超国家”机器，西方近代人本主义的出现使人摆脱了国家工具的地位而成为国家的目的，人的利益需求得到了重视，也使社会职能的承担者由宗教团体转为民族国家。在英国，伊丽莎白一世面对资本主义的兴起而造成的农业不稳定，认识到：“是整个社会而不是专门的宗教团体应该救济年迈、生病或无法抗拒灾难而致贫困的人”，[2](P91)“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3](P8-9)福利国家的雏形萌芽于西方近代一些国家的社会政策和一些思想家的思想中。 任何一种成熟的社会制度的诞生都需要两种必备的条件，一是其所以能在社会上存在所需要的现实环境，即社会基础；二是其所以能成为现实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福利国家也不例外。在社会基础方面，自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之后，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工业化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工业化在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快速发展的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冷酷的市场竞争中，一切不符合竞争需要的个人被无情地抛弃，工业竞争过程中的产业结构性调整带来了工人的结构性失业，并且社会化大生产瓦解了原有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保障体系，人们如何规避由于市场和社会变化带来的各种风险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工业化生产创造了巨额的财富，大大增加了政府的税源，这使政府代表国家加强对社会的管理与控制成为可能。现实的需要和操作的可能性为现代福利国家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没有工业化对民族国家的作用和民族国家对工业化的反作用，也就不会有福利国家的发展”。”[4](P74)再加之两次世界大战以及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更对福利国家的诞生起到了强烈的催化作用。 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础集中体现在以反对古典自由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中间道路学派的思想主张上。古典自由主义鼻祖亚当·斯密认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可以通过市场经济活动得到自动调节，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和管理，政府的责任在于维护自由和公平的交换制度，社会对处于贫困之中的人没有救助的责任，穷人应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个人必须提高劳动意愿，才能追求到财富和福利。[5]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福利观，中间道路学派持反对的态度。1938年英国前首相麦克米兰出版了《中间道路》一书，中间道路学派因此而得名，其理论主要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加以调节，对市场机制引发的一些社会问题加以控制和矫正。正如它的名字所显示的那样，中间道路学派既不同意完全的自由放任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观，它首先肯定了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发展经济的最好制度，但是自由市场经济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会引发很多问题，如贫富差距拉大、失业问题严重等，而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上国家和政府能够而且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中间道路学派持一种平衡主义理论，它认为集体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都是不正确的，真正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温和的社会政策，这种温和的社会政策注重经济发展与调节社会矛盾冲突方面的平衡，两个社会目标相辅相成，互相依托。中间道路学派也是一种实用主义理论，它认为国家的存在价值是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是在现有的条件下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减少或消除社会中的不公正现象，为人们提供社会生活基本的公平感和安全感，并且通过教育等一系列措施为人们参与社会竞争提供必要的能力和机会。 中间道路学派适应了当时欧洲的社会发展现实，其理论迅速为各国所采用，并转化为具体的社会政策，这些政策的颁布执行构筑了现代福利国家制度的基本框架。在英国，工党艾德礼政府在1946至1948年提出并实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立法，包括《国民保险法》、《国民医疗保健法》、《住房法》、《国民救济法》及《家庭补助法》等，工党首相艾德礼曾在1948年自豪地宣布：英国已建成福利国家。此后，法国、瑞典、挪威、丹麦、联邦德国、意大利等也建立了福利制度，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正处于经济复苏阶段，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给福利国家推行全方位、“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证。福利国家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共识在欧洲普遍建立起来了。 福利国家是欧洲中间道路学派价值理念的制度化体现，其最大的贡献是发挥了使社会一体化的作用，增强了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的凝聚力，使福利国家成为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稳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缓冲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