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99(2008)05-0001-07 二十世纪后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等领域，人类世界经历了一系列引人注目且对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和民众皆有影响的重大社会发展与变迁，经济方面的突出现象就是各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以前苏联解体为标志的冷战结束则预示着全球国际关系进入到后冷战的一超多强和多极化的时代，不同社会文化之间的开放和交流也见证了主要基于民族、种族和宗教差异之上更加广泛而带有全球性质的文化交融、互动与冲突，在全球政治领域，最主要而又最有影响力的现象莫过于人们常说的因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而得名的世界范围内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1]。 一、问题的缘起 从大多数第三波民主国家的现代社会政治发展轨迹来看，不太符合罗斯托(Dankwart A.Rustow)民主转型的四阶段动态模式[2]：A、背景条件，即需要国家统一；B、准备阶段，即艰苦奋斗为民主转型准备好经济和社会条件；C、决定性阶段，即民主规则得到社会认可和实践而实现转型的关键阶段；D、习惯阶段，即民主的原则、规范等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成为人们行为处事常规的阶段。第三波民主国家的实际往往是出现了“C、决定性阶段”，但“B、准备阶段”远远不具备，有的国家甚至还不太具备“A、背景条件”，因此，第三波民主国家在转型后多数面临民主政体的维系和巩固问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民主巩固概念在比较政治学中成为一个频繁使用的概念被用来研究拉丁美洲、东欧、东亚和南欧等地区的政治[3]。民主巩固的英文是democratic consolidation或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在实际的应用中，两者没多少区别，往往被交换着使用以表达同一意思①，本文主要采用democratic consolidation来称谓第三波民主国家的民主巩固研究。很难准确定义民主巩固，但它的最初来源是用来分析那些已经历了第三波民主转型的国家[3]，分析这些国家在民主转型后所面临的诸多体制稳定和巩固问题。学者们对民主转型后的民主巩固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随着民主巩固研究的扩展和深入，出现了两种极端，一方面，一些学者将民主巩固等同于民主化国家转型后对这些国家所有政治问题的研究[3]；另一方面，原本用来研究第三波民主国家的民主巩固概念也开始被用来研究那些老的、传统的西欧民主国家[3]。在民主巩固研究繁荣多样的背后是概念的混乱和不统一，谢德勒(Andreas Schedler)写到“在目前概念混乱的情况下，民主巩固的研究被斥责为停滞不前。这一令人振奋的‘巩固学’亚学科停留在不清晰、不一致和没有限制的概念里，并因而根本没被限制在任何地方，而是漂浮在一片黑暗的水域里”[4]。种种触目惊心的研究混乱和不一致，本文认为学者们的分歧点大体在于民主巩固概念的出发点和目的点不一致，这两点大体相近于谢德勒归纳民主巩固概念的各种定义时所依据的两方面——“我们在哪(我们的经验观点)”和“我们的目标在哪(我们的规范视野)”[4]。面对民主巩固研究如此混乱不堪的概念现状，有的学者干脆就抛弃了民主巩固这一用语，如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认为民主和巩固是两个具有不同发展逻辑的概念，将两者作为一个词汇来使用将毫无意义[5]。大多数学者依然应用民主巩固概念来分析第三波民主国家的政体巩固问题，本文也认为民主巩固概念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但需从新的角度理解民主巩固，同时不宜将民主巩固概念的使用扩大化。 二、动态的民主巩固概念 为使民主巩固概念在学术上具研究价值，本文并不赞同如奥唐奈那样弃民主巩固概念而不用，但本文同时认为如不从新的视角理解民主巩固概念，则这一概念可能真如谢德勒所说那样永远停留在一片黑暗不固定的概念混水里。学者汉森(Stephen G.Hanson)认为应构建民主巩固的动态理论[6]，受此启发，本文也尝试从众说纷纭的各家观点里找到一些可能的共同出发点和可能的概念重合点，以这些出发点和重合点为基础，综合各主要观点从一个新的动态角度来理解和阐释民主巩固概念。 (一)民主巩固观点的简单综合 自罗斯托关于民主转型的开创性文章以来，凡论及民主化的著作，多数都会涉及政体转型后的巩固问题，罗斯托文章所选的两个国家——瑞典和土耳其就不是第三波民主国家[7]，但他的文章里也隐含了对转型后民主体制巩固问题的分析。然而，如今的民主巩固概念已不限于用来分析第三波民主国家，对非第三波民主国家体制巩固问题的分析也被一些学者冠以民主巩固研究的称谓。尽管出现了概念应用范围的扩大，但多数学者还是只对第三波民主国家使用民主巩固概念，本文认同这一观点，只分析综合这类多数学者的观点。 许多著名学者专门论述过第三波国家民主转型后的政体巩固问题，这些学者包括亨廷顿、奥唐奈、林茨与斯蒂潘(Juan J.Linz and Alfred Stepan)、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戴蒙德(Larry Diamond)和谢德勒(Andreas Schedler)等人②。综合各种民主巩固概念的观点，民主巩固概念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第一、民主巩固的前提条件；第二、民主巩固的定义和判断；第三、民主巩固的影响因素；由于民主巩固的定义决定着对民主巩固的判断，学者们多数由于定义的不一而导致对民主巩固的判断大不相同，因此民主巩固的定义和判断是一个紧密相连的理论分析内容。绝大部分学者的民主巩固观点涉及以上三部分内容的一部分或全部，涉及全部者如林茨与斯蒂潘，他们指出了民主巩固的三个前提条件，并认为应从三个方面来判断民主巩固，同时认为民主巩固与五个领域的因素相关[8]；涉及部分者如普沃斯基，他与其他学者用大量数据分析了民主维系巩固与经济、制度、国际政治气候(International climate)和政治经历(Political learning)等因素的关系[9]。 在表面上毫无共识的各家观点里，主要学者的观点在两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第一，关于民主巩固概念中的民主及民主体制的定义，大多数学者都以达尔(Robert A.Dahl)多头民主(Polyarchy)所列之八项社会制度保证[10]为基础定义民主及民主体制，并且几乎都是以程序来分析民主，对民主体制的定义也包括选举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并非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才是民主体制。比如奥唐奈，针对南美民主国家的现实，将达尔的多头民主定义做了一定扩充，认为多头民主还应该包括：在宪法规定的任期结束以前，不得随意撤销选举产生的官员(包括一些指定的官员)；选举出的政府权威不应受到其它非选举人员(特别是武装部队)的严格限制、否决和被排除在某些政策领域之外；应有一个无争议的清楚界定选民人口的国家领域；对公平选举程序及其相关自由的普遍期望一直延续到无尽的将来。[5]第二，对如何判断民主巩固，观点虽各异，但“林茨与斯蒂潘在本书中提出的民主巩固定义特别有影响力”[11]。林茨与斯蒂潘对民主巩固的判断体现于对巩固的民主所做的“操作化定义”(working definition)：“行为上(Behaviorally)，当没有具影响力的族群、社会、经济、政治或国家机构内的行动者使用有影响力的资源试图通过创建非民主体制或通过从国家分离出去的方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时，民主体制在一国内就巩固了。态度上(Attitudinally)，当绝大多数公众即使身处重大经济困难和对现任政府极度不信任时依然相信民主程序和制度是管理集体生活的最适当方式，当对反体制选择的支持相当弱小或者一定程度上被隔离在支持民主的力量之外时，民主体制就巩固了。宪政上(Constitutionally)，当政府或非政府的力量遵循和习惯于在新民主程序规则认可的专门法律、具体程序和国家机构框架内解决冲突时，民主体制就巩固了。”[12]在林茨与斯蒂潘之后，尽管学者们的具体判断内容不尽相同，但大多数学者都从人们的态度、行为和宪政等方面来定义和判断民主巩固，尤以从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两个维度来判断民主巩固最为学者们接受，比如戴蒙德就从规范、行为两维度和精英、组织、公众三层次的综合标志来判断民主巩固[13]。在庞杂无序的各种民主巩固概念里，上述两方面的有限共识表明某些理论一致性还是存在的，这些有限的共识正是本文动态民主巩固概念的出发点，没有这些共识，我们根本无法合理阐释任何民主巩固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