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和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30余年，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成倍提高，既促进了工农业的发展，又带来了城镇的发展；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化融入于国民经济各个行业，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由此可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下简称“四化”)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不够、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不足、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依然存在(陆大道，2007；孙久文等，2009；朱艳丽，2013)。针对我国“四化”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四化”同步发展的伟大战略，既为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系统而又科学的指导，又为我国的区域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四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受地域、资源、文化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已形成特定的发展格局，从而推动了地区发展差异的形成。因此，客观分析中国“四化”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以及发展动态，对我国各地区发展战略的选择和政策的制定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四化”发展的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国外学者对工业化、城镇化的研究起步较早，且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早期的“磁场效应”理论、结构变革论、二元结构论、聚集经济理论等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对农业现代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改造、农业发展和工农业关系等方面(Hayami & Ruttan，1971)；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围绕信息化有关问题展开研究，且大多与产业发展、经济发展等相结合(Bernstein & Mamuneas，2007；Holt & Jamison，2009)。这些文献主要是对“四化”的运作机理、关系等方面展开讨论，为我国的“四化”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国内学者一方面重点开展了对工业化(郭克莎，2000；庞瑞芝等，2011)、信息化(黎雪林、吕永成，2003)、城镇化(陈明星等，2009)、农业现代化(傅晨，2010；龙冬平等，2014)发展情况的测评，另一方面对“两化”、“三化”互动关系、作用机理及其协调发展水平展开评估分析(谢康等，2009；徐大伟等，2012；吴一平等，2012；丁志伟等，2013；张旺等，2013)，也有少数学者把“四化”相互结合进行研究，通过“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测度分析其发展机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从而提出相应对策(李二超、韩洁，2013；李裕瑞等，2014；巍熊、祁春节，2014)。可见，以上文献主要从各个层面对“四化”发展的测度、机理以及“四化”关系等方面展开分析，缺乏从时空维度对“四化”的总体发展格局与动态演化过程进行分析，且文献基本上以国家、省级层面数据进行分析，以地市及以下层面数据分析的极少。我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复杂，以地市层面区域为单位，采用多指标多维度评价方法更能准确反映我国“四化”发展的实际水平，更有区分度，对我国的区域发展更具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四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从时空维度揭示“四化”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与变化规律，应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来探讨“四化”协调发展的空间关联，采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模型和重心曲线演变方法分析其演变趋势和演化特征，并为我国区域发展规划及决策提供参考。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指标选取 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可比性、数据可得性原则，在现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丰富内涵，从多角度构建了“四化”指标体系，综合反映了“四化”的发展水平，如表1所示。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以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单元，分析2000年以来“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特征及其动态演化。这些样本城市分布在大陆地区31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我国的台湾地区、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其中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市个数分别为101、101和85个。数据采集年份为2000年、2005年、2010年，共13776个决策单元。各项指标的原始数据主要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部分省市统计年鉴。为了数据的完整性，部分缺失数据利用插值法补齐。为消除权重确定的主观因素，本文采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并测算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具体步骤参见王洋(2005)，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三)构建协调发展模型 发展是系统本身的一种演化过程，而协调则是系统之间的一种良好的关联。根据廖重斌(1999)、刘承良等(2009)的研究，“四化”发展水平协调度依据下式进行构造：
式中：C为系统的协调度，I为工业化子系统的发展水平，F为信息化子系统的发展水平，U为城镇化子系统的发展水平，A为农业现代化子系统的发展水平，k为调整系数且k≥2。 虽然，协调度C刻画了“四化”发展的协调性，但其难以反映出“四化”发展的水平高低，即综合效益的大小。为此，综合考虑系统的发展水平和协调水平，构造协调发展度来度量总系统协调发展水平：
(四)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