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关节点(critical juncture)是历史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被学者们视为比较历史分析的基石。然而，对历史关节点概念的模糊界定和滥用，使其分析价值大大降低。于是，21世纪以来，学者们加强了对历史关节点方法论的研究。本文对这些最新研究①进行了概括总结。文章首先分析了原有研究路径的不足，接着介绍了最新研究进展，最后是对现有研究的评价与总结。 一、历史关节点研究的传统路径及不足 一般来说，历史关节点指的是制度变迁时刻，也被称为“转折点”、“危机时刻”。历史关节点之所以受学者们关注，主要源于对制度发展的二元认识模式。这种二元认识模式将制度发展分为制度稳定和制度变迁两个时期。例如，科利尔夫妇(Ruth Berins Collier and David Collier)认为历史关节点就是产生不同政治后果的重大变迁时期，这些重大变迁在不同国家或不同分析单位发生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②传统研究路径认为历史关节点是两个制度稳定期的连接点。在某一具体时刻，结构上的约束放松了，行为体面前就会出现多个其他选择方案。一旦政治决策者选择了某个方案，就完成了制度变迁，开启了新的制度稳定过程。政治行为体选择的方案不同，开启的政治道路也就不同。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曾指出：“关节点之所以是关键性的，其原因就是历史关节点为制度安排设置了路径或轨道，这些设置好的路径或轨道是很难再去改变的。”③在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历史关节点期间做出的选择，对事物之后的发展会产生深远影响，以致很难返回到初始状态。比较历史分析将此称为“路径依赖”。 在传统路径下，历史关节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1)结构限制的放松，即在历史关节点时段内，原先的约束条件施加的限制明显弱化；(2)偶然性，即结构约束的放松意味着出现了更多的可能性以及更多可以选择的方案；(3)能动性，即行为体在限制性结构放松的情况下行动自由度增加，能动性大幅提高；(4)分异性，即行为体在历史关节点期间的不同选择会使研究对象在之后的发展中分化差异，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5)结果导向，即从结果出发，去回溯追寻制度变迁的因果逻辑。 “历史关节点分析”已经被运用到多个研究议题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这些成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比较历史分析在方法论上对历史关节点研究甚少，这造成了以下四个缺陷：(1)研究者虽然使用了历史关节点分析方法，但没有明确指明历史关节点是针对哪个分析对象；(2)缺少对历史关节点内部架构的解剖分析，没有说明“历史关节点何时开始以及何时结束”，换言之，处理时间范围(time horizon)的方法不成熟；(3)没有区别历史关节点和增量变化，经常将历史关节点等同于变迁；(4)没有考虑到强大行为体的政治影响力，忽视了政治生活中权力的不对称性。④这些缺陷激励学者们开始加强历史关节点的方法论研究。 二、关键性前因 芝加哥大学的丹·斯莱特(Dan Slater)和埃丽卡·西蒙斯(Erica Simmons)认为，现有研究在找寻制度变迁的因果关系时仅聚焦历史关节点，没有关注历史关节点之前的先行条件，这无益于比较政治的发展。为此，两位学者创立了“关键性前因”(critical antecedent)，以完善因果推理，补充历史关节点分析。⑤ 所谓关键性前因，在两位研究者看来，就是历史关节点之前的因素或条件，这些因素或条件与历史关节点期间的因素相结合，产生了差异化的结果。关键性前因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作为连续性原因(successive cause)，关键性前因直接作用于历史关节点期间的因素，通过这些因素间接发挥作用，带来制度变迁；二是作为条件性原因(conditioning cause)，关键性前因(本身就有差异)使得关节点期间的因素更容易发挥作用，导致差异化结果——研究对象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斯莱特和西蒙斯以拉美政治转型来展示关键性前因的分析价值(见图1)。20世纪前20年拉美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而拉美国家对待工人运动采用了不同方式。巴西、智利以国家整合为主，由国家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出面来整合工人运动；墨西哥、委内瑞拉、乌拉圭、哥伦比亚、秘鲁、阿根廷以政党整合为主，由政党出面来调节和整合工人运动。在斯莱特和西蒙斯看来，拉美国家之所以采用不同的工人运动整合方式，与各国的寡头权力强弱有着密切关系。寡头权力强，大众动员很难推翻寡头政治，国家主导型整合方式就是首选；反之，寡头权力相对较弱，则采用政党主导型整合方式的可能性增大。寡头权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工人整合程度的高低，工人整合的不同方式又决定了拉美国家日后不同的发展道路。在这里，寡头权力就是关键性前因，处理工人运动的不同方式就是历史关节点，拉美各国不同的发展道路就是差异化结果。在这个案例中，关键性前因作为条件性原因，本身就是有差异的。 总体来看，两位作者提出关键性前因的概念，确实引起了学术界对历史关节点框架的反思，提醒我们找寻因果关系时不能只追溯到历史关节点，还要考虑历史关节点之前的先行条件。但两位研究者对关键性前因概念阐释不详。他们只是将关键性前因界定为关节点之前的因素或条件，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去判别和寻找关键性前因。而且，他们没有阐述关键性前因与历史关节点的区别。对于后者，希勒尔·戴维·索费(Hillel David Soifer)做了部分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