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民主素来不为政治领导者及学者所欣赏，但在20世纪民主治理的命运有了重大的转变。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新普世宗教”①。许多国家和国际性组织，如美国、欧盟、联合国等，都通过各种各样的民主促进(democracy promotion)和援助政策在定义和实践此项新宗教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当然，这些由民主促进者凭借民主优点所做的“传播这一词汇”的尝试并没有被学术界忽视：在最近几十年中出了许多的书籍和文章分析全球范围内民主转型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传统上的许多研究都注重分析促进民主化运动的关键因果变量，②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开始分析民主促进政策(democracy promotion policies)所扮演的角色及形成此类决策的动机。③ 在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领域，有关民主转型和民主促进的研究激增，这些研究提供了许多有关全球范围内民主政体命运的有趣洞见。然而，它们还没有解决民主转型的这个问题——为何民主促进能在一种情境下成功，却在另一种情境下失败④，这仍旧是一个谜。而且，当代学术论著能否解决民主促进在国际关系中引发的深层次的争议问题仍有待考察。显然，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很难适应这一事实，即现在许多国家对民主促进抱着巨大怀疑，而且已经开始限制民主促进机构的权利和行动范围。⑤同时令许多人感到不安的是，他们注意到民主促进干预政策的目标群众并不总是愉快地接受这些民主模式，虽然这些民主模式是基于他们的利益提出的。⑥ 民主促进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开始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民主促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比如，奥巴马就已经公开承认由这个政策议程偶尔的强制性质所引起的问题，也承认了民主促进者并没有充分听取、吸收目标群众的偏好。⑦最近许多有意思的报告写到民主促进者在后布什时代应该考虑的政策方向。⑧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民主促进方面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在重新评估这项政策议程时，影响民主促进的基础概念架构没发生任何重大变化，也没有人要求其发生重大变化。重要的是，一种广泛共识仍继续存在着，即民主促进必须是自由民主促进(liberal democracy promotion)，这就意味着要推行某些关键的自由民主程序，包括选举过程、法律制度化、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赞同，自由民主促进程序方面的行动应与鼓励对“自由民主文化价值”的尊重相配套进行。相信个人权利、宽容、共识建设、自由民主程序治理的合法性等都属于自由民主文化价值。⑨ 我们认为，从概念入手解读民主转型和民主促进的研究可能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民主转型的问题，尤其民主促进的争议问题。我们不应该仅仅注重对现存政策的微调，也不能仅仅注重积累民主转型或民主促进个案的更多经验数据。相反，我们应该严肃对待民主转型和民主促进的概念基础(conceptual underpinning)。另外，开启民主促进中的民主理念含义的概念问题是合理的也是有意义的。考虑到“民主”理念之于民主促进的中心地位，在现存的民主促进研究中或是在政策实践方面，相对缺乏在民主理论和政治理论中对民主理论上和概念上的争议作出深层次探索，是令人奇怪的。一些有关民主的争议被认为是过程的问题——大多数的学术评论人指出，在政治史上民主一直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概念，很多学术评论人甚至认为它是一个一定能引起争议的概念。⑩但令人奇怪的是，当应用于当代民主转型和民主促进的语境下时，民主被理解为单一的“自由民主”范式。 毫无疑问，自由民主模式有许多优点，这不仅仅指它的规范性和解放性，以及它能促成稳定的政治体制，而是指它为民主化国家的大众带来的一直广受欢迎的自由和权利。但目前有关某个问题的疑问仍然存在，这问题由这样一个事实引起，那就是民主转型和民主促进的著作和实践工作都严格限制在单一民主理论传统之中，而忽视了民主模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11)考虑到民主理论家已经分析了过去两千年的各种民主概念，不论是实质的还是程序的、规范的还是经验的、经济的还是政治的、广泛的还是狭隘的、参与型的还是代表型的、中央严控经济型的还是中央放任经济型的、自由的还是非自由的或是超自由的；考虑到不同的民主理论已经在历史上被运用到不同的政治斗争中了，那么在当代的民主促进中我们能轻易避开民主争议的丰富历史吗?更为重要的是，这样避开会对我们造成危害吗?如果民主的含义没有被自由民主的定义和政策完全捕捉到，如果民主的其他可代替模式，如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参与型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激进民主(radical democracy)、世界主义民主(cosmopolitan democracy)等，可以和自由主义传统得到平等的对待，那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民主促进分析和实践中应该系统地考虑其他可代替模式吗?如果考虑了这些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