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4)10-0048-06 中国、印度和巴西这三个新兴经济大国对未来全球治理的影响将十分显著，这些国家已将本国的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争相发挥更重要的区域和全球影响力。由于未过多地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些国家不仅展示出强劲的经济发展态势，而且扩大了国际影响力。但是，这些国家是否能够对全球治理相关的制度和参与者产生持续影响，仍然值得商榷。基于对国际秩序中存在的经济趋同(economic convergence)现象的不同认识，经济学家们产生了两种相异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无论从绝对趋同的角度还是相对趋同的角度衡量，这些发展中人口大国的工业化发展是数十年来伟大的成就之一；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趋同将引起权力结构的剧烈变动，传统强国(如美国、欧盟和日本)需要回应新兴国家的挑战，这一过程蕴含着矛盾冲突和秩序混乱升级的风险。新兴大国致力于重建全球治理机制，但有别于传统强国所支持的既定机制。 当下，全球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发展趋势：其一是传统强国将继续维持全球治理现状，其二是新兴挑战者试图促进全球治理发生变革。对此，研究者需要谨慎地对支持两种观点所需的因果关系进行经验性检验，唯有如此，方能对上述两种趋势做出准确判断。谈判行为(negotiating behavior)为这一经验性检验提供了重要证据，有三个研究变量可用来支持对谈判行为的研究。第一个研究变量是新兴大国关于全球治理的偏好(preferences)，主要偏好包括全球治理的内容和制度设计。如果新兴大国基本认同目前的全球治理的制度和规范，那么出现冲突和谈判僵局的可能性较低。第二个研究变量是影响全球治理的能力(capabilities)。虽然国家可能拥有潜在的全球治理能力，但是由于受到国内或国际因素的制约，此种能力可能无法充分发挥。第三个研究变量是新兴大国的崛起战略(strategies)。新兴大国与传统强国间的谈判会直接导致全球治理发生变化，因而传统强国对新兴大国的回应将是全球治理的关键因素。 此外，在对偏好、能力和战略进行分析之前，应该预先了解以下两种理论观点：其一，全球治理不只限于正式的政府间组织。除了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之类的全球高峰组织外，全球治理还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和非正规机构。其二，假定存在持续的经济趋同现象。通过对金砖三国经济领域可能的政策变化进行研究，可以得出关于经济趋同的未来趋势，即那些负债的传统强国的经济将出现持续性疲软的发展态势。 一、新兴大国的全球治理偏好 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对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华盛顿共识构成了挑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的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均采取了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政策。金砖三国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常常被描述为一种替代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增长方式。然而，对思想固化的既得利益者来说，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将损害全球经济治理的现有规则，即使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完全采用市场导向政策[1]。相反，他们采取了广义上的新重商主义政策，从而促进了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发展。可见，经济趋同不仅不会对全球机制下的传统市场产生挑战，反而会促进经济增长性趋同。如果金砖三国推广其成功的国家指导经济发展模式，并且试图建立一个兼容所有发展模式的全球经济环境，那么金砖三国与传统强国以及现存的全球经济体制间的冲突很可能接踵而至。 金砖三国在全球经济谈判中的显著偏好，反映出他们试图在全球经济体制中寻求主导地位的倾向。例如，中国在最近的经济危机中一直迫切要求并试图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赢得更大的份额比重。由于传统强国开始让步，新兴经济体都愿意对国际金融机构投入更多的资源。然而，金砖三国对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监督的国际制度普遍持怀疑态度。 经济危机也使各国对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持批评态度。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中国虽然对美元地位持批评态度，但其目的是增强多边体系而非完全推翻整个国际货币体系。因此，中国代表在G20峰会上没有明确提出这些问题，也没有试图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建立一个新的全球货币体系结构。中国打算将人民币更加国际化，最终形成一种可替代美元的国际化货币。但是，这种尝试将导致中国国内政治出现难题，即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努力与现存的国内治理模式可能发生冲突，因为新兴大国的全球经济治理抱负可能破坏现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 中国、印度和巴西在国际金融和货币管理领域的偏好表现出一个共性，即希望尽可能地出台适当影响全球化进程的政策。但其中一些政策(尤其是中国实行的与美元挂钩的低汇率政策)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尖锐批评。尽管存在这些批评，但新兴大国仍然试图在敏感的经济政策领域保持更多的自主性。新兴大国并没有提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替代方案，也没有提出彻底推翻现有制度的改革性建议。总体来看，中国、印度和巴西在全球经济谈判和全球金融危机前后，表现出温和的改革态度，在既定的国际准则和规则框架下，他们试图在全球治理过程中保持一定的政策自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