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试图克服现有理论的缺陷并进行理论构建的努力从没有停止过。对于当代比较政治学中的理性主义、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研究范式，一直有学者试图通过对其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分析，来探讨这三大研究范式之间相互兼容的方式，取长补短，进而在这种兼容之中提出新的理论或研究模型。 (一)三大研究范式的本体论与方法论特征 阐明不同研究范式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特征及其理论边界是寻找和确定它们之间一致性的基础。我们知道，本体论是指各研究范式或流派对世界“是什么”的界定，就是说，每种研究视角都假定某种存在的特质，这些存在的特质构成我们生活的实体及其特性。方法论是指各研究范式或流派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它是解决“怎么办”的工具。 理性主义的本体是个体，它认为世界是由个体构成，只有个体行动者才能选择、认知和学习，离开个体，集体就无所适从。所以，在理性主义看来，所有对集体的解释必须通过对个体的认知来实现。而对个体的理解则立基于对理性选择的目的进行的解释，即指导人的行动的欲望和信念是怎样的。换言之，凡事都有原因，是原因引发行动。因而理性主义只承认跟随意图的集体过程与结果，或者说只承认个体理性行动的社会后果，尽管这些后果经常是非理性的、出乎意料和难以避免的。理性主义本体论描述了一个由理性的个体与经常非理性的集体组成的世界，即对个体利益的理性追求导致了非常普遍的非理性社会后果。 文化主义认为文化群体是构成世界的基本因素，它探讨主体间的和超个体的规范，认为同一群体的成员拥有共同的观念、倾向或看待世界的方式。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还是社会的组织，无论是一个共同体还是一个社会，都拥有一定的共同价值观。主体间的意识由认知与良知这两个要素构成，它既包含现实的即实然的共同知识，也包含关于世界应该如何的共同理解。共同的认知和良知构成了社群文化，进而构成了一定社会秩序的基本架构。同时，文化与社群还是个体与群体身份的基础，自我实际上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发展起来的一个“社群之我”。文化既外在于个体，又内在于个体。说它是外在的，是因为它在物质上是真实的，并从过去传承而来；说它是内在的，是因为个体已社会化于文化之中。所以，文化主义的本体论认为，文化个体遵从构成个体和群体身份的社会规则。与理性主义不同，文化主义中的利益概念不完全是前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条件的、视情况而定的，它认为理智并不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理性思考的类别与理性的本质因文化而异。 结构主义在本体论上是整体主义的，认为世界是由结构这个实体构成的，结构决定着人们的认识和行为①。它研究不同结构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关注个体、集体、制度及组织间的关系。结构主义认为，只有当某个事物与其他事物相联系，并且是某个结构中的一部分时，人们才能了解这个事物。因此，实体是根据与其他实体的关系而非通过它们自身的特性来加以定义的。华尔兹指出，在定义结构时，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部分得以组织起来的原则是什么?②任何一个部分或结构都有它组织起来的原则，例如，一个政党是一种结构，形成这种结构的原则是其党纲中的组织原则。当然，尽管党纲是为了适应一定的环境而制定的，但要认识这个政党仅仅通过它的党纲还不够，还要把它放在其所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来观察。因此，政党这个结构就是另一些结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由此看来，结构主义是从人们之间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关系来进行观察的。与理性主义和文化主义不同，结构主义否定了行动者本身的能动性并简化其假定。 从方法论来看，理性主义企图根据理性及利益来解释所有的行动，其所有推论几乎都基于同一个理性假设，即个体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永恒诉求。它认为行为体行为的主要依据和目的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相应地，个体行为体的政治行为也可追溯至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而群体行为、选择和制度的构建则被视为行为个体诉求的累积，且忽略了由个体行为向群体行为转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离、异向或异质变动及相应影响③。理性选择理论同时认为这一“普适性的”标准不仅是理论性的，更是经验性的④。这一理论指明了个体在政治活动中进行选择的基本依据，因为有明确界定条件而具有可验证性，并提出了对社会政治现象进行量化研究的可能性与依据，揭示了政治研究中因果机制从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中产生的普适效用⑤。理性主义认为“客观外在世界”是通过影响行动者“主观内在世界”的欲望和信念来影响行动的。换言之，理性主义是实证主义的，它将理性利益局限于客观因素的影响，认为促进社会改变的是独立的和外在的物质冲击，从而避开了复杂的主观因素的作用。所以，经验导向的理性主义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假定物质条件决定主观意识并最终决定理性选择。 文化主义认为人的情感、态度以及人类互动的价值与意义等主观倾向对行动有决定性的作用。它主张只有深入了解行动者所使用的意义框架，才能探索文化是如何影响身份、行动和社会秩序的；认为一个社会的文化背景最终决定了该社会的政治特点和制度构建模式，其潜在含义是一种文化背景下的规则构建方式是无法移植到另一文化背景下的社会中的，除非该社会的文化背景被彻底改变。文化主义诠释了四个基础性命题：首先，诠释方法建立在参与者具有不同的观察视角的基础之上，因而，它试图从行动者的视角来认识事物，在此基础上产生对他人的看法、情感、动机和经验的理解。其次，由于一种行动的意义需要根据行动者的具体处境来理解，所以，行动者所处社会的规范和实践就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诠释要包含价值关联，由文化来决定行动的意义。再次，部分必须通过整体来理解，同时整体也必须借助部分来认识。换言之，意义必须在历史中或通过个体与社会的关联才能确定。最后，对物质世界的理解不同于对人类社会的理解，人类社会必须从内部而非从外部来理解，必须超越理性主义的唯物主义及因果联系，应探索行动的内在意义而非外在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