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4)05-0053-13 郭秉文(1879-1967)所著《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一书，是其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1914年撰写提交并获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1915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出版英文本，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为之作序。1916年，由周槃译述、黄炎培作序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中译本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在中国教育学科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它拥有多个“第一”的身份，作者郭秉文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教育学)的人，该书是我国第一本中国教育制度史著作，也是现代中国第一本全面体现实用主义教育学术范式的教育学著作。[1] 以往研究者多由于郭秉文曾担任东南大学校长的身份和在东南大学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实践而将研究视域集中对其高等教育改革实践和教育思想的探讨，①对其在教育史学②和教育学史③相关著述中虽有所提及，但大多语焉不详。本文拟围绕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及其相关论著的学理特征，通过与其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杜威、孟禄、蒋梦麟、胡适等多位师友相关论著的比较，明确指出郭秉文该书及其早期相关教育论著，实际开启了中国由借鉴和模仿日本教育学转为引入与建立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术范式并结合本国实际开展教育学研究的进程，具有开山者之功，以期引起教育学界对该书的进一步重视，并反思未来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之路。 一、理论架构：体例及建立的学术范式 作为郭秉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所作的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集中体现了其理论内核和治学范式。该书由“第一编上古教育制度之起源、第二编上古教育制度及其退化、第三编汉以后各朝教育之沿革、第四编新旧教育之过渡时代、第五编新教育制度之建立、第六编民国时代所建之新教育、第七编现今国民教育之重要问题、第八编撮要与结论”[2]以及附录构成，通过深入分析该书以及郭氏后续的相关论文，其学术范式可大致概括为： (一)理论的现代性：引入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分析 郭秉文1911年进入哥伦比大学师范学院求学时，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已从芝加哥大学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了6年，他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经过前期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的教育实验已经基本成型，并陆续通过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的讲授以及其他途径得到传播，产生相当影响。杜威的主要著作中，此时已出版了《我的教育信条》(纽约：E.L.凯洛格出版公司，1897年)、《学校与社会》(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899年初版，此书被罗素认为是杜威所有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本)、《伦理学》(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908年初版；与J.H.塔夫茨合著)、《教育中的道德原理》(1909年初版)《我们怎样思维》(波士顿：D.C.希斯出版公司，1910年初版)等。 杜威虽然主要在哥大哲学系执教，但他将哲学视为教育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论，又将教育视为检验其哲学理论的实验室，同时也在哥大师范学院上课。从1906年起，他每学年在师范学院开设1至2门课程，有时也参加师范学院的教师会议。他在师范学院先后开设的课程有：“逻辑学与教育问题”“伦理学与教育问题”“社会生活和学校课程”“哲学与教育的历史关系”等。他还参与弟子克伯屈教授开设的关于“教育哲学”的研究班工作。很多学生注册听他开设的课程，学生把他的讲课看成一种起激励作用的教育经验。杜威非常乐于和中国学生交往交流，中国学生对杜威这种“导师的导师”大牌教授也充满敬仰之情，乐意向他请教问学。这点从他直接指导的博士生胡适的《留学日记》可以看得很清楚。胡适的《留学日记》中就有多处相关记载，还有杜威与也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的陶行知、胡天浚等人的合影。杜威的名言“教育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被哥大师范学院作为学院的座右铭，制作铭牌悬挂在师院大门墙上，每个进入师院院门的师生，第一眼就会看到杜威的这句名言。他的塑像也矗立在哥大师院的多处地方，如图书馆、休息室乃至拐角处。他的影响可以说哥大师范学院的每个角落都无处不在。尽管我们现在尚未找到此时郭秉文与杜威直接交往的史料，但鉴于前述因素，不能完全排除在实际教学、学习研讨和日常生活中两人交往交流的可能。应该看到，杜威的哲学和教育思想通过各种渠道、途径与形式实际上在对郭秉文产生深刻影响。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重视经验的价值，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特别是注重教育的实用性、工具性、有效性，注重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道德教育与学校生活的联系等，实际上是郭秉文博士论文分析教育制度得失与改进的核心理论基础。该书在追溯历代教育制度时，注重以教育与学生生活、社会需要相契合与否来审视其得失优劣。第二编“上古教育制度及其退化”，郭秉文分析周代教育时，指出“以近世教育眼光，评论此种学校课程，实包德智体三育。于人生有密切。此教育即所以为人能竞争于生活界之预备。”[3]汉以后各朝的教育专为养成官吏，与生活严重脱节，周代教育“重实验而与当时生活相接近”的长处逐渐损益。第七编“现今国民教育之重要问题”，在谈到学生道德教育养成时，特别注重道德教育与经验的关系，重视中国已有的文学资料、教员品格等对学生个人经验的形成以及影响，指出此种经验连续推进于学生心目中以及与学生经验的互相影响，较之反复说教更为有效。在论述教育与生活关系时，分析我国“课程为学生将来解决日常生活问题之一物，是一进步也”，但教材“不能参合学生与社会生活之需要”，学校中应多设置科学、家政、手工等“求得技能”的学科，假若推进新教育时能“注重实用教育，不出十稔，必有成效可观已”。[4]《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在行文中注重展现历代教育制度变迁，同时运用实用主义教育学说进行分析，为该书打上了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烙印。此后郭秉文的系列教育著述更是以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作为主要理论依据来分析诸多中国现实教育问题。他在回国不久深入全国各地调查之后，得出我国中小学教育应进一步加强与社会生活联系等结论，突出反映了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影响，显示出以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来取代德国赫尔巴特教育学说、建立现代中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术范式的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