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农村的新生命中寻求中国的新生命” 梁漱溟(1893-1988)在父亲梁巨川的影响与支持下，自幼即受新知识启蒙，入中西学堂学习。并在幼小的心灵中隐然萌发了对社会、对民族的责任感与迈越世俗、追求上进的正大刚强之气。强烈的求知欲使他从小养成了广搜博鉴的习惯，如饥似渴地阅读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在内的种种书籍报刊，并开始思考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1991年，中学毕业后，到《民国报》当记者。时值辛亥革命爆发，有机会熟悉了许多政治人物与事件，为他认识社会提供了不少帮助。由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梁漱溟内心痛苦不已，遂生遁世思想，曾两度自杀未遂。旋醉心于佛家，潜心研究佛学。写成《究元决疑论》，批评古今中外各家学术，而独崇佛家，纵论出世主义哲学。该文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为此，蔡元培特邀梁漱溟来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儒家哲学、孔学绎旨等课，同时开始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研究。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此书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它第一次将中国文化纳入了世界文化架构中加以讨论，在充分肯定西方科学民主的价值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价值。这本书奠定了梁漱溟作为“现代新儒学”开创者的历史地位。 1924年，为了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梁漱溟辞去北大教职，赴山东曹州办学，筹划创办曲阜大学。拟“取东方的尤其是中国的学术暨文化之各方面作一番研讨昭宣的功夫，使它与现代之学术思想接头，发生一些应有影响和关系”。（注：《梁漱溟全集》第四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6页。）曹州办学未获成功，回到北京与后来成为另一儒学大师的熊十力及德国学者卫西琴共办私人讲学，共读共研。在北伐运动的感召下，梁漱溟南下上海、南京、广州考察中国的政局，并赴江苏徐公桥、南京晓庄、河北定县考察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的乡村运动事业。深感民族的唯一出路，全赖乡村的兴盛，只有替农村寻求到新的生命，才能为中国的全社会找到新的生命。这一认识，终于成为梁漱溟毕生奋斗的目标。1931年，梁漱溟来到山东邹平主持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工作，开始了促兴农业，寻求国家民族自救之路的实验。在这里梁漱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社会改造工作，通过广义的教育工作，促进乡村的农业改良，合作事业、风俗善导、县政改革。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及抗战胜利后，积极投身抗战运动、民主宪政与两党合作，发起组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1946年3月，因不同意当时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张君劢所设计的以美国政体为蓝图的宪政，决计退出政治活动。7月，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闻一多，消息传来，梁漱溟十分气愤。遂以民盟秘书长名义发表了题为《特务不取消民盟不参加政府》的书面谈话，指出“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象今天这样，我无法退出了，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民主的人都杀光？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注：《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559页。）表现了一个民主人士在白色恐怖面前不畏强暴的凛然正气。 全国解放后，梁漱溟应中共邀请来到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五十年代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之后，潜心从事哲学、思想、文化方面的思考与著述。80年代以来，大陆、港台乃至美欧许多国家，兴起文化与“现代新儒学”的研究热潮。梁漱溟思想再度引起哲学、文化、教育界广泛注意。 二、对新式教育之批评 西方以其发达昌盛的科学技术，创造了日渐丰厚的物质文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结果，要求向外扩张，寻求资源与市场。于是有了称霸世界，远侵东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迎来列强的侵凌。中国人终于从迷梦中被惊醒，有了模仿泰西以求急起自救的种种举动。新式教育的兴起，就是这种种模仿中之一端。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新式教育试行几十年来，在艰难的摸索中前进，取得了许多成绩，推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功不可殁。但是，无庸讳言，同时也产生了种种缺憾。许多教育家为此多有指摘。梁漱溟对这些缺憾，更觉“苦闷”甚而成为一种“苦痛”。他连篇累牍地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对新式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严厉的批评。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学校制度自从欧美流入中国社会以来，始终未见到何等的成功，倒贻给社会许多的病痛。”（注：《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836页。）他说这些病痛非同小可，是“将以起一国之衰”，“适所以祸国而已”的重大不幸。（注：《梁漱溟教育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认为新式教育为祸于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根本上摧毁了中国这一大乡村社会。 中国人学西方，举办新式教育，为什么不成功？同是东方国家的日本学习西方，推行新式教育，为什么就取得了成功？梁漱溟作了分析。 近代欧美教育，孕育于西方那样的社会文明。西方文明是建筑在工商业上的以都市为中心而发挥的一种文明。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中国的社会全无西方社会的种种条件，生吞活剥地照搬来中国，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国情，自然是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强行移植，淮桔为枳。 但是，日本人学西方办新式教育，情形却不一样。原因是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经济政治及至整个社会是从效法近代西洋的那条路（资本主义）走过来的。它效法西洋社会举办的新式教育与社会的大方向是顺符的，一致的。大方向不差，在具体推行过程中的小疵瑕就不显见，而且可以边走边修正，终于成功。但中国却与此相反，中国没有能走上以工商业为基础以都市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道路，教育却一味模仿资本主义的西洋教育，与社会的大方向不一致。这样新式教育推行过程中，在枝节上左修正，右修正，总归是白费，落得一个手脚纷扰而已，失败是必不可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