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初开始，当代西方文论以独特的理论力量和影响登上了历史舞台，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彻底颠覆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理论传统，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动能冲击、解构了历史和理论对文学的认识。一些重要思潮和流派、诸多思想家和理论家，以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造就和推出无数优秀成果，为当代文论的发展注入了恒久的动力。但回顾百年历史，我们体会到，当代文论的缺陷和遗憾同样很多。一些基础性、本质性的问题，给当代文论的有效性带来了致命的伤害。割断与历史传统的联系、否定相邻学派的优长、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以及轻视和脱离文学实践、方法偏执与僵化、话语强权与教条等问题，随处可见。特别是在最近三十多年的传播和学习过程中，一些后来的学者，因为理解上的偏差、机械呆板的套用，乃至以讹传讹的恶性循环，极度放大了西方文论的本体性缺陷。对此，许多学者已有清醒的认识和反思。然而，当代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到底是什么，如何概括和提炼能够代表其核心缺陷的逻辑支点，对中国学者而言，仍是应该深入研究和讨论的大问题。本文提出“强制阐释”的概念，目的就是以此为线索，辨识历史，把握实证，寻求共识，为当代文论的建构与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其基本特征有四：第一，场外征用。广泛征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将之强制移植文论场内，抹杀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文学。第二，主观预设。论者主观意向在前，前置明确立场，无视文本原生含义，强制裁定文本意义和价值。第三，非逻辑证明。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一些论证和推理违背基本逻辑规则，有的甚至是逻辑谬误，所得结论失去依据。第四，混乱的认识路径。理论构建和批评不是从实践出发，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从既定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一 场外征用 场外征用是当代西方文论诸多流派的通病。弗莱说过，在他看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托马斯主义、自由人文主义，还是弗洛伊德学派、荣格学派，或是存在主义，都是以文学之外的概念框架来谈论文学的。①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致的统计，从20世纪初开始，除了形式主义及新批评理论以外，其他重要流派和学说，基本上都是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构建自己的体系，许多概念、范畴，甚至基本认知模式，都是从场外“拿来”的。这些理论本无任何文学指涉，也无任何文学意义，却被用作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基本范式和方法，直接侵袭了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本体意义，改变了当代文论的基本走向。特别是近些年来，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发生深刻变革，一些全球性问题日趋尖锐，当代文论对其他前沿学科理论的依赖愈深愈重，模仿、移植、挪用，成为当代文论生成发展的基本动力。 场外理论来源的大致方向是，第一，与文学理论直接相关的哲学、史学、语言学等传统人文科学理论。特别是哲学，成为当代西方文论膨胀扩张的主要资源。一些重要的思潮和流派都是由哲学转向文学，借助文学实现、彰显其理论主张。德里达就承认：“我常常是在‘利用’文学文本或我对文学文本的分析来展开一种解构的思想。”②罗蒂也指出：所谓“文学理论”，就是“有意识地、系统地把这种功能政治化的企图”。③第二，构造于现实政治、社会、文化活动之中，为现实运动服务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的实践和先锋意义，它们被引进场内，为文学理论打开新的方向。女权运动生发了女性主义批评，反殖民主义浪潮催生后殖民理论，法国“五月革命”驱动罗兰·巴尔特由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性别问题挑起同性恋批评，全球环境持续恶化反推生态批评不断高涨。第三，自然科学领域的诸多规范理论和方法，因其严整性和普适化，也被挪用于文论场内，淬炼成文学批评的有力武器。符号学移植数学矩阵方法，生态批评使用混沌理论概念，空间理论以天文和物理学时间与空间范畴为起点，等等，均属此类。 场外理论进入文论场内的方式大致为三种。一是挪用。这在一些与符号学有关的理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家格雷马斯曾用数学的方法，设立了叙事学上著名的“符号矩阵”：任何一部叙事作品，其内部元素都可以被分解成四项因子，纳入这个矩阵。矩阵内的四项因子交叉组合，构成多项关系，全部的文学故事就在这种交叉和关系中展开。④二是转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文论就是由其哲学解释学扩展而来。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为了建立与19世纪方法论解释学相区别的本体论解释学，伽达默尔把目光转向了文学和艺术。他说：“艺术的经验在我本人的哲学解释学起着决定性的、甚至是左右全局的重要作用。它使理解的本质问题获得了恰当的尺度，并使免于把理解误以为那种君临一切的决定性方式，那种权力欲的形式。这样，我通过各种各样的探索把我的注意力转向了艺术经验。”⑤就此，有人评论，“伽达默尔对艺术的思考显然不是出于一般艺术学学科研究的需要，而是他整个解释学大厦的一部分”。⑥很明显，伽达默尔是为了构建他的哲学解释学而转向文学的，其目的是用文学丰富和扩大哲学，用艺术解释证明哲学解释。三是借用。空间理论借用的色彩极为浓厚。作为地理学家的迈克·克朗，用地理学的观念和方法讨论、认识文本的另外意义，主张“在文学文本内部探究特定地域和特定空间的分野，这些分野见诸作者对小说情节的构思以及作者的性格和自传……文本创造了纯地理性的家或故乡的感觉，构成了一个‘基地’，由此我们可以深刻认识帝国时代和当代世界的地理”⑦。就是用这种方法，他重新阐释了古希腊史诗《奥德赛》，阐释了雨果的《悲惨世界》，指出文本当中的空间意义，以及对文本的地理学认识。他认为雨果的这部小说“通过地理景观揭示了一种知识地理学，即政府对潜在威胁(贫穷市民的暴动可能性)的了解和掌控，所以，它也是一种国家权力地理学”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