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4)03-0080-10 不知从何时开始，在现代中国的德育理论、特别是相关教科书中，德育过程被广泛化约为“知——情——意——行”的一般程序，中国教育史家亦常依此逻辑条理古人之“德育思想”。可能意识到此一般程序难以普遍规范具体的德育活动，人们又不得不以“多端”(具体的德育过程应针对不同情况选择不同起点)说补充之。可是，既承认其“多端”，又构造其“一般”，毋乃自相悖谬乎？其实，这是颇具现代性的“理论—实践”的思想范式在德育理论中的具体推演。“一般”之所以被视为“一般”，不过是知识本位和“工程—技术”思维反客为主、主宰人文学术思维的产物。至于一些学者欲从“自由”“正义”之类的基本范畴出发建构所谓的价值教育内容体系，仍然是此一思维逻辑的自然引申。 这种学术思维不能说完全没有传统思想的影子。譬如，宋代大儒朱熹就主张“知先行后”，并依此知行观展开其“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其经典表述见于《中庸章句》《中庸或问》和《白鹿洞书院揭示》等。在很大程度上，其所谓“致知”“穷理”，系指明了“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但是，朱子之说后来遭到王阳明的严厉批评，后者明确主张“知行合一”“致良知”；而阳明所谓“知”，虽沿袭了朱子的概念，却弱化甚至消解了其“知识”义，而以“情意”为本，其“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便尽了是非，只是非便尽了万事万变”(《传习录下》)一语，足以尽之。阳明所谓“好恶”固然属于情，其所谓“是非之心”同孟子所谓“四端”一样，并非对是、非准则的对象化认识，而是浸润着情意、感通于物我之间的直觉判断，亦属情意范畴。不仅如此，即便在朱子那里，“穷理”也并非近代认识论建立在“主—客”对立基础之上、以主体把握客体的认识活动，而是以“物我一体(一理)”为前提的内外感通过程：“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所以，当有人问：“观物察己者，岂因见物而反求诸己乎？”朱子答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此合内外之道也。”(《大学或问》)在物(人)我感通中，情、意、知、行为一整体，密不可分。以《四书》为重要代表的原始儒学，其实更接近以情意为本的阳明心学。 中国现代教育学以“富国强兵”的国家功利主义为宏观历史背景，以“理论—实践”为根本思想范式，以知识本位和“工程—技术”化的科技思维为基本特征。与之不同，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思想，是名副其实的意义之学：“天人一体”，是其生存论前提；“生生”——(让)生命是其所是、成其为生命——既是天地之德，也是人生之的，是人类生存的根本价值和意义所在；物、我“感应(通)”，则是其意义生成和传达的根本机制或机理。其中的“感通”，又是以情意为本的。作为《四书》之首的《礼记·大学》篇，集中体现了这一以情意为本的“意义—感通”之学。在笔者看来，《大学》的思想主旨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亲亲”为意义生成之根，“修身”为意义传达之根。其旨与《论语》《中庸》和《孟子》等书中之理念直接相通、密不可分，且可与近年出土之先秦简文互证。 一、“止于至善”，说到底，就是依止于亲亲之家 关于“大学”之意旨，古来诠之者众，但大要不出“大学问”“大学校”及“大人之学”的范围。“大学之道”之所以“大”，在于它以修己安人为旨归。在儒者心目中，人生在世，悠悠万事，莫重于安顿自己、安定他人。从事于此之学问，始为大学问；从事于此之场域，即为大学校(儒者致力于把整个社会营造成一兴行礼乐教化之大学校)；从事于此之人，即是“大人物”(此以德言之，非以位言之)。所言不同，其致一也。欲通达《大学》之思想，必先明“三纲领”之间的关系。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所谓《大学》三纲领。“明德”，浅白言之即“光明之德”，质实言之即仁义之心、之性、之情、之德。所以视之为“明德”，乃因其本于天而俱于我，具有不言而喻、自我透明之性质，此性质在作为其发端的亲亲、敬长之情处尤为显明，故朱子以“因其所发而遂明之”释“明明德”(《大学章句》)。对于“亲民”，或许是为了凸显其“教养”义，朱子认为“当作‘新民’”，并以“革其旧之谓也”释之(《大学章句》)。王阳明不之许，于《传习录》中辨之甚详： 爱(阳明之徒徐爱)曰：“‘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应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所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义。‘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即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义，说‘新民’便觉偏了。”阳明所辨切中肯綮。首先，《大学》之“亲民”，即孟子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章句上》)。作为动词的“亲”“仁”“爱”三者，义实相贯，亲之即仁之、爱之，反之亦然。所以更相分别，乃因亲、民、物于己有亲疏远近之不同，其“亲之”(“仁之”“爱之”)之方式、程度、程序等自然随而有异，以示其情其理同中有异，普遍性即寓于特殊性之中也。不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式“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所特有的这一“理一分殊”精神，分而不能合、合而不能分，于理会圣贤言语之时必将滞固不通、不着边际。其次，“亲民”较之于“新民”于义为优，不仅因为《大学》古本本来如此，而且是因为君子的亲亲仁民之情、之行，本身即具有感通他人、使民相亲相爱之教化功能，为意义传达之根(后文更详之)；“新民”则在新与旧、成己与成人的割裂中落于第二着，故“便觉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