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城市雾霾现象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议题的广受关注，可以理解为环境政治在我国初步萌生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对此的更深入分析，还需要我们对作为一门政治学分支学科的环境政治学的系统性理解与阐释。总的来说，无论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政治现象，还是作为一个新兴的政治学交叉学科，两者都仍处在不断形塑自身的演进过程之中。甚至可以说，其还依然是人类社会对当代生态环境难题的人文与社会性总体理解和回应的一个构成部分。 何为环境政治？ 简单地说，环境政治是指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一种政治性理解与应对。具体而言，它至少包括历时生成和现实表现两个不同的维度。 就“历时生成”来说，从生态环境难题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性问题到最终发展成为社会主体的环境政治意识和行动，是一个逐渐生成的动态发展过程。 一方面，生态退化或环境破坏意义上的生态环境问题，早在现代社会之前的人类文明中已经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比如，农业过度开发所造成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问题，在人类较早进入农业社会的几大河谷流域文明中都普遍存在，其中也包括我们的华夏文明。但是，无论是狩猎采集社会还是农耕社会条件下的生态环境破坏，都还是局部性的，而且往往采取一种节奏缓慢得多的形式。相比之下，我们今天所集中关注与讨论的不是古代社会中所发生的生态环境问题，而是现代工业社会条件下产生与不断蔓延着的生态环境问题。 另一方面，即便在现代社会之中，生态环境问题也是早已显露和广泛存在，并不从一开始就直接表现或激化为一种环境政治。可以说，当代或世界范围意义上的环境政治是1970年代初，才基本成型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1]至此，客观存在着的生态环境问(难)题，不仅成为人们当作一种社会政治议题来讨论的“绿色关切”，而且成为人们社会政治意识和社会政治行动中的相对独立性方面：与生态环境议题相关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活动。 就现实表现来说，环境政治既体现为政治活动从议题发现(创制)、社会政治动员、政府回应与决策、政策落实与反馈等的不同阶段，也体现为不同政治主体的政治活动及其结果。 一方面，任何环境政治活动都会包括或涉及到从议题发现(创制)、社会政治动员、政府回应与决策、政策落实与反馈等的不同阶段。 比如，城市中的大气雾霾现象首先是一个客观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因而也就是一个应该由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和技术工程专家做出合理阐释的问题。不管是由于这一问题本身的日趋严重，对这一问题相关科技知识与阐释的广泛传播，还是由于政府有关部门对于这一问题的推诿或失当回应，等等，都有可能使该问题最先成为少数群体和个人的关注对象。这是大气雾霾问题政治化的第一步，也就是议题发现或创制的过程。 接下来，最先意识自觉的少数群体和个人将进行关于该议题的社会政治动员。那些最具权威性的科技专家、最具公众影响力的社会名流，将优先成为被倚重或青睐的动员对象。因为，他(她)们的关注和参与不仅会有着事半功倍的社会政治动员效果，而且会大大提升该议题动员的政治正确性与合法性。当一个具有广泛公信力的公共卫生专家来谈论雾霾对人体健康的长期潜在性危害，当一个国际知名电影导演来谈论雾霾如何影响着自己的创作激情时，其社会动员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无论这种动员是否会迅速演进成为大众性的集体抗争，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声音终将会被听到。这是大气雾霾问题政治化的第二步，也就是社会政治动员阶段。 然后，我们可以预期，政府将会根据自己对该议题的政治判断一问题本身的严重程度和不同决策方案的政治后果——做出决策。一般地说，政府肯定会对已经被社会政治动员所渲染甚至夸大的该议题，做出某种形式或某种程度的正面回应，包括采取一定的公共政策措施。但是，这些回应和措施也往往不会完全满足社会公众，尤其是最激进的少数群体和个人的政治要求或预期。理由很简单，政府的任何决策都必须是综合考虑多方面利益要求的权衡过程。何况，包括大气雾霾在内的生态环境问题应对，几乎肯定会对传统经济生产与消费部门的利益带来影响。这是大气雾霾政治的第三步，也就是政府回应与决策阶段。 最后，一般地说，并不能令各方满意的政府决策却可以暂时消解或弱化少数群体和个人对于该议题的大众性社会政治动员。相应地，政府决策的贯彻落实与阶段性评估就成为该议题未来走向的关键。认真的贯彻落实并取得积极的阶段性成果，有可能会导致建立政府与民众、环境团体(分子)之间的一种良性互动关系，结果将是该议题阐释与应对上的“政府挤入”或“环境非政府组织挤出”；或者相反，该议题将会走向新一轮的大众性社会政治动员。这是大气雾霾政治的第四步，也就是政策落实与反馈阶段。 另一方面，环境政治也会体现为不同政治主体的政治活动及其结果。其中，政府、政党、社会公众(包括非政府组织)、大众传媒和国际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是主要的环境政治角色和行为体。 在民族国家层面上，现代民主国家尽管遭到了大多数激进环境哲学与政治学的理论批评，但依然是生态环境问题应对与管治的公认主角[2]，而且，至少从欧美国家生态环境问题应对的历史经验看，它的确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无论如何，相对于自由主义的市场，一个不断绿化的民主国家依然承载着人们更多的希望。因此可以说，广义的民主政治体制是环境政治得以孕育、成长与开展的基本制度环境和语境。[3]当然，民主政治体制并不意味着狭义上理解的西方政治模式，更不等同于美国政治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