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王朝政治的历史轨迹在相对稳定的两千多年后，终于在十九世纪中叶，迎来了历史性的拐点。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即将面临天崩地裂般的剧烈转变。两千多年传承下来的统治思想以儒家民本为主轴，服务于君主专制、王权政治的基本制度。传统政治在近代的转型，必定触动的正是思想与制度这两个层面。 专制政治将以什么样的姿态走向什么样的未来，有关这一点，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家如黄宗羲等人进行过积极的思考，只不过他们约束君权的思想超越了时代，因为变革制度的时机远没有到来。但是，当人们在二十世纪初看到了君主专制、王权政治的制度终结之时，却无法确定支撑这套制度的统治思想的命运，尤其是看不清民本主义思想在近代的形变。中国人如何带着民本时代的印记，走入民主盛行的近代并开启一部新的政治史？这个问题非常庞大，可以肯定的是，民本思想在观念层面上的影响如此根深蒂固，它在崇尚民主的时代绝不会轻易消散，一场辛亥革命只能摧毁君主制度，却难以触及支撑这一制度的许多观念与思想。历史地看，民本思想的近代命运有两种可能，它可能成为中国近现代民主演进的传统资源，也有可能改头换面转型为民主时代的民粹主义。民本思想到底迎来了哪一种命运，必须要对近现代文化启蒙与政治革命的历程有透彻的了解，而出于这种了解的需要，应该先将民本、民主与民粹端上台面，在观念层面解析它们之间传承与演变的关系。 一、民本与民主：政治制度上的对立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萌芽于夏商周三代，是三代政治最重要的思想遗产。在三代政治的宝典《尚书》中，民本思想得到了最初的表达，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等。后世的思想家和君主朝臣无不到此寻找和承接民本的思想资源，即便是古代史上学术思想最活跃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于王道、霸道的论争，对于君本、民本的解读，都是《尚书》民本思想传承与发育的结果。在三代简朴而初步的民本意识的启示下，先秦诸子进一步丰富了民本的思想内容，其中，被梁启超称为“人治主义”、“德治主义”或“礼治主义”的儒家，①以一句“民贵君轻”，就对民众的价值、政治的本质、民众与君主的关系等作了影响巨大而深远的解读和阐述。当代学界对民本思想演进脉络的讨论，都是从儒家的学术传统切入，因为民本思想在很多时候被直接视为儒家的思想成果。不过，需要指出的事实是，在汉代董仲舒之前，民本思想包含的重民价值并非儒家所独有。② 而民主则是另一种政治秩序下的思想成果。民主是西方古典时代政治生活和政治经验的理论总结，一直以来，西方哲学家、思想家对其进行过无数次的设计、重建、修订。他们之间有很多争论和分歧，但都不约而同地将民主以及它所包含的自由、平等视为普世价值，认为民主将不局限于西方世界。果然，到了十九世纪早期，西方民主便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开始在西方以外的地方找到了生长的温床，它在洋务—甲午时期开始传入中国，在辛亥革命后被普遍认为已“深入人心”。因此，对于中国，说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是舶自西方的东西，应该是不谬的。从比较的角度来看，民主制度与古代中国君主专制是两种对立的制度，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民主与专制在中国并不存在和平转型或并立的实践空间。但是，专制政治中的民本主义是否一定与民主相对立呢？民本与民主，“以民为本”与“以民为主”的论述重点都落在“民”之上，那么民本主义是否有某种内在价值可以与近代的民主思想相连结，可以在民主时代继续发挥作用呢？换句话说，民本主义是否可以引出民主制度？ 关于民本与民主的关联，需要考察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关于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儒家对于君民关系的认识，受神本传统的影响，认为一切都是上天设定的，“天生民而树之君”③，君是上天为了生养它的子民而选出来的，是天意的结果，并不是子民们自由选择的结果。墨家的墨翟曾将尚无国家、政府时的初民生活描述为“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以致“天下之乱，若禽兽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说：“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④是谁来立贤可者为天子的呢？不是人民，而是有意志、有情感、有行为的人类最高主宰——“天”。当然，如果遇到暴君，儒家民本也主张人民有“改厥元子”的权利，通过变革，找到新的君主。但是，根据西方民主理论，统治者，包括君主，是产生于人民，是人民通过契约的方式产生的，儒家民本与西方民主在权力来源的解释上有根本的不同。 其次，关于统治责任。儒家民本认为君主是为民而设，应该“教民”、“养民”、“富民”或者“安民”、“抚民”，尽到统治者的责任。这种对于人民的各种教与养，在伦理意义上是尽上天赋予君主的职责，在统治现实上则是维护江山社稷的安泰。所以，民本意识下的君责，虚的层面上是对上天负责，“敬天”、“听天命”；实的层面上，则是为了自己一家一姓的江山和子孙。这当然完全不同于西方民主主义所主张的统治者首先应对主权者人民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