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涉及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感到很困惑，不知道自己归属于什么学术专业。先秦思想史在西方学术界基本上属于“中国哲学”的范围，研究者主要从西方哲学角度来对其进行分析，但我本身对西方哲学并不感兴趣，所以也不太愿意自称是在研究“中国哲学史”。1994年我在南开大学留学时见到刘泽华先生及先生的弟子们，第一次听说还有“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个题目，如醍醐灌顶，从此以后我就以“中国政治思想史”为自己的学术专业了。1996年我到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留学，之后参加了许多在欧美举办的学术会议，跟欧美的各位同仁的关系都很密切，在接触中发现他们大多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中国传统政治文化”(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都不感兴趣，而在那个时候甚至这些概念在欧美学术界都是极为罕见的。 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思想的政治内涵的忽略是令人费解的。其实无论我们如何去理解中国古代思想，其中明显的政治趋向都是难以否认的。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讨论的题目——如君权的本质、国家的起源及其必然性、君臣关系、统治者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知识分子(即士人)的政治任务及政治机能等——这些本来都属于世界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诸子百家的政治思想，无论是从其视野的广度、多元化及丰富程度，或从其对当时与后世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上看，都明显地超越了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传统政治思想。如果我们把中国跟其他所谓的“轴心时代(Axial age)”的文明相比较①，则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尽管中国传统思想从哲学理论角度或者从神学角度比不了古印度、希腊、波斯或者希伯来文明，但是从政治及社会思想的丰富角度则可以说超越了这些文明，足以跟现代欧洲多元化的政治思想相媲美。 然而为什么西方学者会忽略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首先要集中阐述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汉学家对中国古代思想的态度，此后将分析西方的政治学家为何会忽略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最后要讨论为什么最近几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开始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及其对西方政治学的潜在价值。 一、西方的汉学家及其“哲学偏见” 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大陆爆发的“批林批孔”运动对西方学术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由于以江青为核心的“极左”派宣传“儒法斗争贯彻古今，也表现在共产党内”等思潮②，许多西方学者想要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的政治内涵，因此在那个时候西方汉学界开始对中国传统的思想比较关注。例如，Sebastian de Grazia把自己所出版的诸子百家文选叫Masters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中国政治思想的诸子》)，而Frederick W Mote(牟复礼)则在同一时期翻译了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一卷③。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政治化的最突出的代表是前苏联的反共学者Vitaly Rubin(鲁宾)。鲁宾教授的Individual and State in Ancient China(《古代中国的个人与国家》)是“批林批孔”思潮的倒置：对他来说墨子和商鞅代表着左派及右派的全权主义，庄子代表着反自由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孔子则代表着类似西方的自由与个人的精神④。鲁宾的书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用“以古事今”方式来解释中国古代思想的顶峰，其后类似的学术方法基本上绝迹了。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失去了兴趣。例如，我们可以在Paul R.Goldin(金鹏程)编写的极为有用的《中国古代文明：西方语言著作目录》⑤中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基本上没有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时用“政治”(political，politics)相关的词语或术语作为自己著作的标题。这个现象肯定不是偶然的。 西方汉学之所以避免讨论中国古代思想的政治内涵具有多重原因。一些学者对20世纪70年代中国思想史激烈的政治化深有反感，因此特别不想再涉及古代思想的政治问题。另外有些学者则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对所有的政治与权威问题都不感兴趣。此外笔者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来自西方学者的学科背景。欧美学者中研究诸子百家的，主要来自哲学系或是中文(即汉语言文学)系，从来没有来自政治学系的，甚至在历史系也极少有研究先秦思想的人。而哲学系的同事们习惯了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来分析诸子百家的著作，讨论其中的知识论、逻辑、伦理、审美观等。而由于政治哲学在许多哲学系并不受欢迎，因而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分析诸子百家作品的学者基本上不存在。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对有西方哲学背景的汉学家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隐性因素增加了其对政治思想的疏离，我称这一因素为“哲学偏见”。中国思想是否属于西方所定义的哲学的范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是学术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⑥。西方的汉学家经过长久争论以证明中国思想属于“哲学”范畴而不属于“宗教”或是“神秘学”，他们担心具有较高实践性的政治思想会被其他同事们认为是“缺乏哲学特质的”。这一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早在19世纪初著名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Hegel，1770-1831)就这样批评了孔子： 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完全不存在……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被翻译过，那倒是更好的事。⑦ 黑格尔的这句话对西方汉学家具有极大的影响。为了证明中国古代的思想是真的“哲学”，他们的研究集中于具有“思辨的哲学”色彩的思想，如名家等，而具有“实际的世间智者”色彩的思想，如法家等的政治思想则被忽略⑧。我曾按照金鹏程的《目录》作过统计，1980-2010年间用西方语言讨论公孙龙的文章要比讨论商鞅的文章多五倍。这与二位思想家的实际影响成反比，但是由于《公孙龙子》的“思辨的哲学”色彩要比《商君书》大，因此它对属于哲学系的汉学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另一个例子是西方的荀子学，最近几乎每年都有新出版的西方学者关于《荀子》研究的学术书籍，但从内容来看，绝大多数是集中在讨论荀子的人性论及其对心、名、天等态度，而几乎没有人讨论荀子的君主观，或是讨论其关于君臣关系的理论、对国家体制的看法，以及经济理论等。除了少数学者以外，荀子极为丰富和系统并具有长远影响的政治思想在西方学术界极少被讨论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