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10)01-0031-05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公众关于新国家建政事件的记忆构成了政党认同的一个重要来源，影响着新国家建立后的政党认同结构和政党政治的基本格局。建国记忆作为一种政治心理映像也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历时推移而变化，从而使其对政党认同的影响在长时段的考察中呈现不确定性。深入考察建国记忆与政党认同的关系及其限度，对于深刻理解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治的特点，特别是探讨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历史方位等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一、建国记忆：一种政治叙事的呈现形式及其特点 记忆是主体心理机制对现实的一种反映，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完成的对生活经验的心理映像。“集体记忆”是透过心理机制得以发生作用的社会关系网络考察记忆时所形成的分析单元。“集体记忆”的概念最早由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哈氏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有多少群体或机构，就有多少集体记忆。虽然进行记忆的是个体而非群体或机构，但这些根植于特定群体情境中的个体，也是利用这一情境去记忆或再现过去的。[1](P40)根据哈氏的理论，集体记忆是由个体间的交互行为型塑的，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集体记忆与不同社会团体或世代成员的身份有着特别的联系。[2](P25)巴特莱特(Bartlett)等学者则发展出了“心理构图”等概念，并将集体记忆理解为群体成员对过去经验与印象的累积。[3](P199) 建国记忆是集体记忆的一种具体形式，是新国家建政事件在群体社会心理中的一种映像。它作为国民或国民集群对重大政治变迁事件的见闻、感受、经验和印象的累积，构成了社会政治心理和政治取向的重要基础。从本质上说，建国记忆是公众群体意识和群体想象深处遗留的或被构建的关于旧政权覆亡与新政权建立的历史图景和政治叙事的一种呈现形式。 建国记忆作为一种重大政治事件的公众心理映像，其涉及的基本问题包括：旧政权是如何覆亡的；新政权又是如何建立的，各种政治力量在新政权的建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与旧政权相比，新政权的建立是利好还是利差？前两个问题是关于基本历史事件的事实再现，后一个问题则是基本历史事件影响下的个人或群体体验的再现。总体而言，作为一种心理映像，建国记忆以公众个体作为建国事件亲历者的见闻、感受、经验和印象的累积为基础，但同时又受到群体态度和观念的深刻影响，并以一定的方式延续、嵌入至非亲历者关于相关政治事件的构想中。 建国记忆是客观的政治事件的主观映像，它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建国记忆的素材来源具有客观性。建国记忆的素材来源于客观的政治事件。新国家建政事件从肇始至完结本身是一个历史性的政治变迁过程。在这一政治变迁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推动旧政权覆亡和新政权建立的具体细节可能无法被公众完全感知；但作为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变必然会对每一个亲历者构成或多或少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其客观性，连同事件本身构成了相关社会记忆图景的主要素材。 其二，建国记忆的心理映像过程具有主观性。记忆作为一种心理机制，依赖于个体的心智结构，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心智结构，因此对同一人物、同一事件的感受、体验和印象必然存在着差异，它体现出心理映像过程的主观性特点。建国记忆作为一种心理映像过程，同样具有主观性。不同的记忆主体对旧政权覆亡和新政权建立过程中的具体细节会有不同的心理映像，并将相应的映像图景延续到个体记忆剧烈调整或丧失时为止。与此同时，个体由于心智结构的差异，其在对同一人物、同一事件的心理映像形成过程中也可能程度不同地受到政治宣导机制的影响。 其三，建国记忆在延续和传导的过程中具有递减性。任何个体关于任何素材的记忆本身都有其发生和消亡的过程，也会在延续和传导的过程中表现出递次减弱乃至逐渐消亡的趋势，关于建国事件的记忆过程也不例外。在新国家建政事件发生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个体和群体对相关事件的记忆会逐渐衰退，相关历史图景在亲历者心理世界中的遗留痕迹会日益淡化，终至消弭；而在非亲历者的心理世界中，由于抽离了情感和场景的同一性，这种趋势就表现得更为明显。 其四，建国记忆具有能动性。主体对一定素材的记忆并非被动的映像和印刻，而是通过特殊的心理加工机制转化为主体的态度和情感，并外显于其政治活动中。公众关于新国家建政事件的记忆图景亦能外化为公众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并给主体的政治行动打上深刻的烙印，从而为相关政治势力在新政权架构下获得与其在建政过程中的表现相称的政治回报（这多少类似于企业创始股东所追求的“红利”）提供了潜在的可能。 二、建国记忆与政党认同的基本关系 政党认同是现代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西方政治学界，有关政党认同的“教科书式的定义”强调，“政党认同是一种在个体和群体层面上的较为稳定的党派偏好。”[4](P1077)当然，党派偏好的这种稳定性只是相对的。坎贝尔(Campbell)等早期从事选举行为研究的学者将个人和公众的党派倾向视为是相当稳固的，但嗣后一些学者的研究对这种观念提出了挑战，如布罗德(Brody)和罗森博格(Rothenberg)在1988年的一份研究就表明人们党派倾向的改变与各自在关键议题中的立场有关。[4](P1077)后来的学者更倾向于将政党认同理解为一种情感认知上的一致与协调，如埃塞克斯大学的伊恩·巴奇(Budge I.)即指出，政党认同“被公认为是一种社会心理依恋，它可以定义为一种心理认同，即对于某一政党或其他政党的依恋之情。”[5](P566)中国学者则更多地将政党认同理解为一种建立于情感亲善基础上的理性化的态度和行为取向，如有学者指出，“政党是为捍卫阶级利益而自觉奋斗的团体，一般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因而，对政党的认同多属较高层次的认同。”[6](P501)综合国内外的有关研究，笔者认为政党认同是公众基于一定的情感体验和理性审度而形成的针对某一政党或政党集团的、能激发与该政党或政党集团的目标相同一的感受、认知和行为的心理偏好。由此可见，政党认同的发生包含了情感和理性两方面的诱因，而建国记忆则可从多个方面影响和塑造公众的政治认同，政党认同也可反过来对具体时期、具体群体的建国记忆施加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