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与深化，潜藏在课程改革内部的种种深层次矛盾开始涌现。我们所宣扬的新的课程理念、科学的课程管理方法等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冷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与愿违的现象呢？究其缘由可以发现，这与我们长期缺乏对课程历史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关联。由于缺乏历史视野和历史意识，我们没有对过往的课程改革历史进行严谨的梳理与辨析，以致对其兴盛和衰落的原因缺乏深入的研究，进而也就无法鉴古知今，为当前的课程改革提供历史经验和教益。我们有必要开展更加深入的课程史研究，进而在漫长的历史隧道中寻求具有警示意义的课程智慧。 一、课程史研究的教育学意义 课程史研究即通过对课程史料的挖掘、整理与分析，来对课程的“过去”作一明确的记录、描述和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某种解释架构，从而对当下的课程改革与实践提供借鉴和反思。课程史研究的教育学意义与学术价值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课程史研究肩负着传承课程思想的职责 课程领域的每一次划时代进步都需要在古老的课程思想中寻求智慧和启示。在漫长的课程演化过程中，诞生了诸多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课程思想。如在对课程的理解和定性定位上，就涌现出了布鲁纳的学科结构课程思想、杜威的经验课程思想、怀特海的过程课程思想、派纳的文本课程思想等。这些课程思想为课程理论的不断丰富与完善提供了重要支撑，具有不朽的价值。课程史研究通过对它们进行有效的梳理和阐释，使其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增进我们对课程“质的丰富性”(richness of its quality)的重新体认与把握。“课程史是有用的，因为许多古老的思想具有不朽的特征……课程领域的核心思想必须代代相传，课程史理应履行这种职责。”[1] (二)课程史研究能有效增进课程知识的积累 课程研究者在撰写课程史时，并非原封不动地、忠实地还原过去，因为这既不可能，亦无必要。撰写课程史是课程研究者对“课程的过去”的一种叙述、形塑、重构和创造，是为了解决现实的课程问题或矛盾而回望过去，并寻求拯救之道。“课程史是关于课程的一种知识形式，这种形式阐明了学校中发生的事物是如何与社会相关联的。在决定做什么时，这种知识是必不可少的。”[2]可见，课程史知识对我们分析、理解与批判当代的课程现象和问题是很有裨益的。“没有课程史的知识，留给我们的会是现在不完整的知识，因为现在的知识毕竟是过去经验的总结。如果现在要比以往做得更好的话，我们就需要理解和依赖于我们先辈们的贡献。”[3] (三)课程史研究有助于激发我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课程史研究旨在向人们叙说“真实的”课程过去是个什么样子，以及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它记录了在某一特殊历史时期的课程“学术共同体”关于课程的认知、理解和想象，以及为实现未来的课程愿景而付出的辛劳与汗水。如果忽视已有的探索和经验，我们就有可能仍会在迷雾中跋涉，而无继续向前的方向感。课程史“帮助我们理解那些限定我们专业和个人生活的各种传统。这种功能不仅仅是一种实用的东西——它还是一种情感上的事情。我们以此发展一种对我们祖先的责任感，而且也许我们会激起一种抱负去继续他们的事业”[4]。通过课程史研究，我们能更深刻地体悟前辈们的焦虑、忧思与期盼，并会从内心深处激发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进而努力去承续他们未曾完成的事业，去开创他们也曾畅想过的未来。 (四)课程史研究能为当下的课程改革提供智慧资源 “读史使人明智”。通过研读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涌现于当下课程改革中的种种课程事件曾与过往历史中的某些情境是何等的相似。通过对它们的重新探讨与反思，我们可以清楚当下的课程改革应着力于哪些方面，应规避哪些矛盾和冲突，从而为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思想基础。“课程史是课程领域的全部记忆。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对当代的问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如果没有人能够查明从前发生的事情，我们只好重新发明教育之轮(pedagogical wheel)，而无法认识到过去已有的成功与不成功的教育模式……我们有着革新文化的嗜好，但常常忽视了来自最近和遥远过去的相关事件及教训。”[5]课程的历史探究可为当下的课程改革提供智慧资源，可让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警惕潜伏着的危机，进而阻止我们重蹈覆辙。 二、我国课程史研究的发展 我国的课程史研究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起步了。根据吕达的考证，1929年，徐雉所著的《中国学校课程沿革史》，研究的是中国古代的课程史；1933年盛朗西所著的《小学课程沿革》，1944年陈侠所著的《近代中国小学课程演变史》，研究的都是清末民国时期小学课程的发展变化。[6]这些是我国较早探讨课程史的著作。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我国的课程史研究进入了一个相当长的停滞期。其间，课程史研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受到重视，更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和强大的学术影响力。1999年，吕达所著的《课程史论》出版，该书以我国近代普通中学课程发展为线索，通过不同时期的纵向比较和不同国别的横向对照，阐明了学校课程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并以史为鉴，对我国当代课程改革提出了探索性构想。[7]此书一经出版，便迅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我国课程史研究开始打破长期以来的自发和沉寂状态，使其真正在自觉的意义上融入课程研究者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