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4)03-0034-05 一直以来，我国都十分重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青年学生的道德要求愈来愈高，如何提高实效性已然成为道德教育的重要难题之一。可以说，这个难题的本质是现实的秩序与状况对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者不能只关注教育的文化功能，更要注重对学生的灵魂塑造，既要了解学生的现实处境，更要关心学生的精神状况，要从对学生耳提面命转向与学生平等对话。因此，教育者要不断地创新与完善道德教育的方式。而基于平等对话的哲学咨询作为国内新近兴起的咨询方式，可以为道德教育提供新模式。 一、哲学咨询何为 自问世时起，哲学就面临着“无用论”的质疑，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这个诘难的摧毁力越来越大，使哲学一度处于尴尬之境，寻求哲学的解题功能迫在眉睫。哲学咨询(philosophical counseling)则是哲学应用的新范式，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并迅速被推广，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如火如荼的发展。哲学咨询是要发挥哲学的效用，让哲学走进生活，走向实践，不仅有助于哲学从抽象纯粹的困境中抽离出来，而且可为普通大众提供咨询服务。 哲学咨询是用生活方式来定义哲学的尝试，[1]30是哲学“仙女下凡”面向生活的实践，但是哲学咨询并不是一种创新，而是向古希腊哲学的复归。苏格拉底经常就道德或其他主题与他人展开对话，他的对话不是为赢得“修辞上的胜利”，而是引导对话者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之上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检查。与之相似，哲学咨询的实质是对思想进行分析，以哲学为基础，以逻辑学为工具，通过对话式引导和自我性剖析，使咨询者的思绪得到澄明，进而自主能动地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哲学咨询与心理咨询并不相同，哲学咨询“正在介入传统上被认为是心理咨询的领域”[2]。首先，两者的适用对象(“病人”)不同。心理咨询针对患有抑郁症等心理问题的群体，其对象具有针对性。而哲学咨询比心理咨询的受众广泛，哲学咨询的对象是能够进行正常推理与反思之人，即位于无理性与完全理性之间的“有界理性”群体，普通大众均可囊括于其中，健康之人也可以进行哲学咨询。其次，哲学咨询与心理咨询的方法(“处方”)不同。心理咨询以诊断为主，主要采用观察、开放式对话、技术性方法和工具性方法，方法多样而成熟。[3]49哲学咨询则以哲学理论为基础，其“处方”是“苏格拉底方法”与“逻辑分析方法”，通过开放式对话、自我对话或文本对话，厘清咨询者之问题症结的逻辑机理，引导咨询者从问题回归自身，对自我进行反思。可见，哲学咨询几乎不受外在条件的限制，咨询过程相对轻松、自由；再者，哲学咨询与心理咨询的作用(“药效”)不同。心理咨询的重要作用是治病，咨询师主导咨询过程，对有心理障碍或心身疾病的患者进行治疗，目标是使得咨询者心理健康、人格健全。与心理咨询相比，哲学咨询主要关注人生观、价值观等关于人的存在与发展问题，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进行的是无障碍的平等对话。[3]49哲学咨询具有两个独特的功能。其一是消疑解惑，这一功能面向社会大众。哲学咨询是对人们心灵的关注，而困惑是心灵之中的矛盾信念，“人们不是为事情本身所困扰，而是为对某件事所持有的观念所困扰”[4]。在哲学咨询中，咨询师对受访者进行思想分析，本质是用逻辑的方法揭示矛盾信念并给以及时修正。其二是德性教化，这一功能针对受教育者。哲学咨询建立在咨访双方相互尊重的对话之上，“对话便是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实现。对话以人及环境为内容，在对话中，可以发现所思之物的逻辑及存在的意义”[5]12。因此，哲学咨询可以服务于学生的德性培养，不仅有利于解决德性意识缺失问题，而且可以作为学生探索真理的有效方法。 因为两个独特的价值功能，哲学咨询作为新生的咨询方式异军突起。哲学咨询功能的实现依靠思想分析来完成，分析就是治疗。事实上，信念冲突不仅是人们痛苦的主要根源，也是德性意识缺失的重要诱因，二者有相同的逻辑机理。德性意识缺失必然伴随着道德选择的混沌与疑惑，哲学咨询的德性教化即是面向学生的答疑解惑。所以，对哲学咨询的德性教化功能进行分析至关重要。 二、德性教化：哲学咨询的本源意义 哲学咨询有着深刻的哲学背景和理论支持，古希腊哲学即是哲学咨询的本源。“从苏格拉底和智者运动开始，人成了哲学思考的聚焦点。不过，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的着眼点不同，德性而非人的个体性自由才是人之为存在的本体论基础。这也就是说，苏格拉底所思考的是‘德性’的形而上学，而非‘自然的’形而上学。”[6]苏格拉底非常重视对道德的探讨，他认为人们需要美德的知识来解决某些实际的道德问题，在他看来，德性既是个人完善灵魂的体现，也是一切利于城邦的美好事物的源泉。 苏格拉底获得关于美德的知识的方法就是对话，这是一种通过问题化来寻求知识的方法论探索，是探寻真理和自我认识的途径。因而苏格拉底总是在对话中不断质疑，使得对话者不断修正自己关于美德的定义，进而揭示对方信念系统中的矛盾，使其最终放弃原本持有的观点，承认自己处于无知状态。苏格拉底式对话并非漫无目的的闲谈，其所遵循的逻辑模式充满智慧。在这种对话中，研究概念定义的过程即是获得知识的过程。尽管苏格拉底并没有明确创立逻辑学，他本人却深谙论证的技术，能够通过盘问动摇对话者的不利信念，引导对方深入探讨，协助他们做出道德上的改善。苏格拉底将自己进行德性教化的方法称作精神“助产术”，这也是哲学咨询的“苏格拉底方法”的根源。 而自逻辑学创立之后，德性教化的方法更加成熟。与苏格拉底向个体传授德性、坚守“认识你自己”不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教化论与政治学、伦理学紧密相关，他关注的是对公民的教化。与柏拉图所描绘的哲学王蓝图不同，亚里士多德诉诸普通人的理性。他认为德性是一种做出选择的品质，万事万物都有适合自我的德性，而人的德性总与政治生活密切相连。人是特殊的个体，只有人能够实现自己的德性，政治生活中的公民均是以德性为目的并且依靠德性而生活的德性之人。如果公民抛弃德性生活，不幸沦为职务的附属品，城邦会由伦理共同体蜕变为利益共同体。[7]人的德性与“逻各斯”相通，逻各斯推动人们自由地进行选择，并超越给定、趋近至善。同时，逻各斯驱使人们从个体走向结合，从而形成共同体，而共同体是德性的社会性体现，人的德性与城邦的德性内在合一。真正的政治家必须系统研究德性，而真正的城邦又必须以促进善德为目的，公民支持好的城邦必须要有德性知识，反之公民的德性教化又要在好的城邦中才能实现。逻各斯作为诸多德性的联接点，是公民和城邦的德性建设的中心环节。与逻各斯相关的技艺不仅是直接民主和希腊古代文明发展的契机，也是公民德性教化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