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为"Economic Democracy:The Left's Big Idea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载于美国《新政治科学》(New Political Science)2013年第1期。 当前人们越来越视经济民主为左翼的“大概念”。虽然其基本的内核——经济的各部分应该受民主监督——并不新颖，但是经济民主作为一个明确的政治范式、作为相对密切且内在一贯的批判和改革行为体的出现，却是新的、有意思的发展。我们可以在100年前甚至更久远的时代找到关于经济民主的一些表达，如科尔(G.D.H.Cole)就认为“民主原则不仅仅主要应用于社会行动的一些特定领域，如人们所熟知的政治领域，而且还应用于社会行动的任何领域及每一种形式中，尤其要充分应用于工业和经济领域，如同政治领域一样”。然而，只是在近期，经济民主才开始作为一个具有自身意义的政治标签和政治工程出现。 对于经济民主的关注处于一个历史高点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这一词语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逐渐成为那些寻求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替代的人们的旗帜或者着力点，他们不为社会民主主义所鼓舞、也对国家社会主义不感兴趣。最近十年的反全球化运动尤其是近期的“占领运动”已表明有大量的人加入这一阵营。特别是“占领运动”，从纽约的一个小抗议发展到全世界82个国家的951个城市，这表明，对经济不平等的关注迅速提高。在这一运动的方向与目标尚不明确的同时，经济民主似乎成为这一新社会运动的具有导向性的概念之一。 对经济不平等的关注处于历史最高峰，这一点甚至在主流社会中显得更为突出，从街头的“占领运动”到奥巴马对不公正税收的狡辩，再到奥朗德在法国总统选举中作出的75％税率的承诺。经济不平等以一种多年未有的方式处于政治日程之上。这为经济民主概念获得吸引力提供了巨大的潜能，因为其理论基础是挑战不平等，它是通过主要经济机制本身的制度民主化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事后再次分配的旧方法。对不平等的普遍关注意味着从经济的视角进行调整的时机已经成熟。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经济民主有潜力成为21世纪左翼的“大概念”，主要原因有两个：(1)尽管经济民主通常被认为仅与工作场所有关，但实际上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这一点。实际上，对经济民主的最好的理解是视之为对经济的全面批判以及包含一种替代方法的全面的视角。因此，本文旨在对经济民主作为一个紧密相关的整体的主要方面进行回顾。(2)经济民主为挑战不平等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方法。通过代表，尤其是通过直接参与经济决策机会的增多而带来的民主问责制的发展是一种纠正结构不平等的特别重要的方法。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回顾了经济民主的主要构成要素，突出其支持者视为进步和创新的那些领域，指出了当前限制民主化发展的主要障碍。第二部分强调对于经济民主的几个主要批评，并研究了对这些批评的反应。第三和最后一部分表明经济民主完全不同的组成部分是如何在一个深刻的社会转型的整体视角中结合在一起的。 经济民主的构成要素 那么“经济民主”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乍一看，这一名词似乎像一个不协调的并列，因为人们通常会分别视“经济”和“民主”为完全不同的两套制度。但这恰恰是“经济民主”有意思的地方：它为思考经济公平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多方面的跨学科结构。经济民主的标准概念在于它是关涉工作场所的治理。的确，大量有关“经济民主”的学术研究不是对作为整体的经济的研究，而是集中于工作场所研究。因此，达尔(Dahl)在其有影响的论文《经济民主的前言》集中讨论了工厂民主，其他学者，如埃勒曼(Ellerman)、阿彻(Archer)、乔治(George)等，也是如此。但是，我认为，“经济民主”这一名词不应仅仅界定为“经济权力”应该对那些受其影响的东西负责这一基本观念，而应具有更广泛的衍生内容，这样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与仅仅将这一名词用于工作场所相反，视经济民主为思考其影响不同的人以及这一权力能否或应否负责的方式的宽泛的框架，更好理解。在这一框架内有大量能够讨论的问题：从加利福尼亚的退休金资助实践，到阿雷格里港的参与预算。然而，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关注以下四个主要领域的问题是有用的：工作场所、金融、投资和市场机制。这些领域构成经济的主要基础。工作场所、金融、投资机构是经济产生影响和具有权力的主要场域(市场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因而是我们的分析所要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即使“经济民主”仍然是一个相对少见的视角，它还是提供了一种一些人感兴趣的方法，这些人不仅看到当代经济中商品的分配和流动这些现象，同时也认识到权力关系和冲突的自由的存在——政治——正好存在于经济的表面之下。 工厂民主 西方民主社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特征，那就是多数人参与国家政治的情形很少——通常每四年左右投一次票——然而，也正是这些人常年每周40个小时在不民主的社团度过。很多情况下大的公司比小市镇还大。例如，在中国龙华的富士康公司就雇佣了30万人。的确，就财富而言，最大的公司比很多国家所掌握的财富还多——沃尔玛就比巴基斯坦大；艾克森比新西兰大。这种情况下，设想公司行政领导拥有比小市镇的市长更大的影响力并不牵强，然而我们却倾向于简单地认为后者的影响力更大。我们认为这才是正常的。这是为什么呢?查尔斯·林德布卢姆(Charles Lindblom)对这一难题进行总结，他说：“大的私人企业令人奇怪地符合民主理论和视角。实际上，它并不适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