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52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8)02-0128-12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政府信任研究在美国兴起并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国内外学界对于政治信任的研究热情日益提升，也达成了一定的理论共识。这为进一步提升理论对话的深度和层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学界对于公众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分析大多从公众个体层面展开，公众个体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认知与评价、公众个人的文化特质与价值观作为政府信任的制度生成论和文化生成论的典型观点，成为学界分析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重要结论与共识。然而，正如社群主义思想者桑德尔所说，自我不能优先于其价值和目的，正是这些价值和目的决定着自我，而这些价值和目的并非是先天形成的，它是由共同体的历史文化所形成的……如果我们想要考察公民的目的和价值，那么考察他所在的共同体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很重要的。[1]依此逻辑，公民个体所在国家的背景应该与其对共同体的期待，及其与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判断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事实层面，近年来，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全球化勃兴与民粹主义的萌生等一系列社会现象，也表明宏观层面体制与环境因素确实潜在地影响着公众个体的政治心理。可见，从政治共同体的全球水平以及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一宏观视角深入挖掘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背景与公众政府信任心理的内在关系，有着坚实的理论、现实基础与广阔的研究空间。 二、文献回顾：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多维解读 相关研究表明，20世纪60年代以来，公众对政府信任的持续下降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共同现象，美国、加拿大、英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荷兰等国家都面临着政治信任不断下降的难题。[2]除老牌民主国家外，新建立的民主国家、苏联加盟共和国、拉美地区的许多国家等也面临着严重的政府信任危机。[3]理论层面的重要性与现实层面的政府信任危机，推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学界政治信任研究领域的兴起，理论工作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公众政治信任下降的原因，探讨影响公众政治信任的因素。 (一)治理绩效、社会资本、文化传统与政治信任 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国内外学界对于公众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已经达成一定的理论共识。首先，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制度学派认为政府的治理绩效是影响公众政治信任的重要因素。政治体系的产出或者政治程序上是否有瑕疵，如政府的经济绩效[4]、政府解决财政及其他社会问题的能力[5]、政治领域腐败状况[6]、政治程序与政治信息公开与透明情况[7]、政府的公共服务以及社会福利体系[8]等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这一论断不仅在逻辑上顺理成章，也在经验上得到了验证。其次，以信任主体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为重点考察路径。文化论者认为，除了政府绩效，社会资本和文化传统也应是影响公众政府信任的重要方面。帕特南通过对南北意大利的长期观察和研究得出结论：以社会信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乃是增进公众对政治体系信任的重要因素。[9]在美国和许多发达工业民主国家，公众政治信任的下降与社会信任的下滑以及公众越来越少地投入到公民社会活动中不无关系。[10]而近年来学界对中国公众高度政治信任的关注则证明威权主义的传统文化乃是公众的政治信任的重要文化支撑。[11]可见，作为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政治心理，政府信任必然受到信任主体与信任客体所存在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发展环境的制约。因此，随着学界对政治信任研究的不断深入，以更大范围的时空背景为视角考察公众政府信任心理影响因素的研究正在逐渐推进。 (二)社会发展阶段与政府信任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许多学者主张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公众，其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心理亦有显著不同。其中，以美国政治学者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以及由此形成的“批判性公民”理论最为典型。近年来，以上述理论为分析框架对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吕书鹏认为，在中国东部城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公众的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12]王正绪、游宇则发现，当代中国公众日益提升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对其政治信任有着显著的削弱作用。[13]李艳霞通过代际比较指出，成长于物质相对丰裕阶段的公众，其政治信任水平较低，并且，其社会价值观中的“后物质主义”倾向对其政治信任产生了一定的削弱作用。[14]上述研究从不同的层面对社会发展影响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给予了直接且肯定的理论回应。 (三)全球化与政府信任 如果说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公众政府信任的变迁是一种历史的维度，那么以全球化为视角分析公众政治信任，更加侧重政府与公众互动的空间背景。20世纪以来，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影响着世界各国政府的执政走向与能力，也重新塑造着人们对国家、政府以及自我的认知，进而也在影响着公众对本国政治信任的水平与结构。理论界对于全球化与政府信任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在经济全球化层面展开。有学者认为，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都限制了政府经济政策选择的自主性和灵活度，削弱了政策对于中间选民的回应性，进而削弱了公众对立法机构的信任。[15]此外，全球化的经济竞争迫使国家以追求高效的经济为优先政策目标，为了吸引投资，增加经济活力，减税必然成为各国融入全球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政策工具[16]，依靠国家公共财政投入的各项福利政策必然由于减税政策的推行而减少，进而削弱公众对执政机构和党派的信任。[17]依据经济全球化影响社会福利投入进而作用于公众政治信任的理论逻辑，也有学者认为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调节了经济开放程度与公众政治信任的关系，社会福利支出相对保守的国家，经济开放度对于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程度更大。[18]Katzenstein通过对欧洲发达工业国家的时间序列分析证明，经济开放度高但福利支出较为慷慨的欧洲小国相较于经济开放度低但福利支出较少的大国，其公众对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更高，他认为这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小国更容易在经济、社会等其他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这种危机意识催生了国内各政治力量的谈判、妥协意识，促进了以增加社会福利支出为特征的合作主义的生成，从而增加了公众对政治机构的信任。[19]此外，在群体与个人层面，个人对政治和经济状况的认知水平对全球化与公众政治信任的关系具有影响作用，在对政治不感兴趣，或了解政治信任意愿较低的群体中，经济全球化对政治信任的削弱作用更大。[20]有学者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迫使国家改变本国经济结构的布局，改变原有的群体利益均衡，因此，虽然经济全球化对于公众政治信任总体水平的影响尚不明确，但是却加大了经济全球化获益者(Winner)和利益受损者(Loser)之间对政治机构信任的差距，使得国家各个群体政治信任水平出现了极大的鸿沟。[21]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全球化对于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治全球化，而非经济全球化。[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