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议指在朝为官的臣子们的舆论，是相对于野议而言的上层群体舆论。朝议是封建社会的一种舆论形式，也是一种政治制度，它直接影响决策，并且最能反映当时的政治及社会问题。 一、朝议制是封建社会的一种舆论机制 朝议也叫集议，是作为一项制度被确认的。封建社会实行的是君主专制下的集议制，凡有国家大事，皇帝让群臣集中讨论，当然，最终的决策权还是在皇帝或权臣手中。 两汉的集议参与者有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二千石诸大夫、博士等，议论内容有议立君、立储嗣、宗庙、郊祀、典礼、功赏、民政、法制、大臣任免等。东汉时司徒府中有百官朝会殿，国家每有大议，天子车驾亲临其殿。各官吏都会集殿上，每年州郡长官把官吏的政绩、民间疾苦汇报上来，叫“举谣言”，然后官吏们各自表态。唐朝把文武官员的奏状令左右仆射、尚书及左右丞、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等在尚书省议其可否，把议论的结果向皇帝汇报。后来又在延英、紫宸等殿阁召见大学士、宰臣等议论国事，并规定，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和三品以上官员都可以入阁议事，且要有谏官在场，以便随时提出意见。宋代陈亮在淳熙十五年上疏中重申“大事必集议”，文天祥在南宋面临蒙古大军进攻情况下，建议皇帝“宜仿唐谏官随宰相入阁故事，令给舍台谏，从两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议。其有不可，应时论难，不使退有后言”[1](P55)，都说明集议制的存在和基本的体制形式。从中可以看出唐、宋的宰相议论政事时，专职提意见的谏官随时在旁当面指正，使决策更加完善。明代有廷议，清代有九卿会议、议政王大臣会议。清代主持会议的长官和都察院先把本部门的问题写成帖子，然后据此开会商议。内阁大学士议大礼、大政，并把意见向皇帝报告。 集议制在各个朝代有不同的名目，但作为制度，它一直存在。这就使得群臣有了对朝政发表意见的机会，对统治方针出现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能够及时进行调整，是统治阶级的一种内部调节机制。 二、朝议制的基本原则 群臣在朝议事也不是随便发表议论。有两个基本的前提必须遵守：一是戒越职言事，一是戒风闻言事。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古代的官吏职责分明，各守本职，不能干涉别的部门，甚至皇帝过分干预各部门的工作，也要遭到大臣的抵制和责备。这虽然是为了防止臣子专权，但造成了人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对于不属自己职责范围的事则三缄其口，因而在朝议中舆论主体受到画地为牢的限制。明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岢岗州学正吴从权、山阴教谕张恒因事到京师，帝问民间疾苦，二人都回答：“不知也，而非职事”[2](P220)（不是我们本职的事）。孝宗也曾对兵部尚书刘大夏说：“事有不可，每欲招卿议，又以非卿部事而止。”[2](P622)不能越职言事是普遍的现象，但它也遭到有些大臣的反对。因为有些事当权者不向皇帝汇报，又不让别的大臣或属下官吏越职或越级上报，就会蒙蔽君主的视听，不了解外面的真实情况。而有些官吏则以行动闯禁区，宋徽宗常常微服到宫外走动，因蔡京不小心在奏表中走漏了风声，邸报传之四方，民间皆知，一地方小吏曹辅上书反映此事。皇帝把他的上疏出示给宰臣，令都堂审问。余深说：“（曹）辅小官，何敢论大事？”曹辅针锋相对：“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爱君之心一也。”有人问宰相张邦昌等是否有皇帝出宫之事，皆说不知。曹辅说：“兹事虽里巷人民无不知，相公当国，独不知耶！曾此不知，焉用彼相！”[3](P692)可谓对当权者讽刺之极，但曹辅最后仍被送到郴州编管起来。多数情况下，对越职言事者都要进行惩罚，只有当皇帝下求直言诏时，才允许臣民们越职言事。 风闻言事是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就把它当成真事郑重向上级报告，这与采集民情的“采风”不一样，多是无稽之谈。历代都要求群臣言之有据、行之有礼，特别是向皇帝进奏时，应对所汇报的事实负责，不能道听途说、没有核实就乱发言，否则就治以重罪。宋代欧阳修因荐人不当而引起士大夫不满，有人诽谤他有奸情。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侍御史蒋之奇就根据流言弹劾欧阳修，皇帝令二人说明此流言的由来，二人都无言以对，俱被贬官，并且皇帝把告示贴在朝堂，以警告众人：“（偶）因燕申之言，遂腾空造之语，丑诋近列，中外骇然。”“苟无根之毁是听，则谩欺之路大开，上自迩僚，下逮庶尹、闺门之内，咸不自安。”[4](P960)清代康熙更明确规定不许风闻言事，一般官员不得随意上疏。 可以说禁风闻言事有一定益处，但也不应绝对化。有些人特别是权臣在外胡作非为，并仗势毁灭证据，舆情已激愤，而群臣却不能向皇帝反映，这当然不是兼听的道理。汉代盐铁会议上就曾对此展开过讨论，丞相们主张布衣、公卿皆可以“风议”，而士大夫们就认为议论无所依据，如膝痒而搔背；众议汹汹，只在嘴上下功夫，成不了事。唐代武则天允许风闻言事，大开告密之门，首当其冲的是大臣们。所以有些皇帝想广开言路，允许风闻言事，却首先遭到大臣们的反对。 三、决策者对朝议的重视 朝议是官员们对政治的议论和对民情的反映，因而是沟通皇帝与民情的中介。最终的决策者皇帝或权臣对朝议也很重视，有些重大事情一般听取众议。 西汉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谭奏言把甘泉泰畤、河东后土祠迁到长安，皇帝把此事交给众臣议定，最后丞相、御史大夫报告说：“今议者58人，其50人言当徙，8人以为不宜。宜于长安定南北郊。”[5](P462)天子从之，采用多数人的意见。 宋仁宗皇祐年间，有人提议实行茶盐国家专卖。皇帝就派户部使包拯去实地考察，又特地把提此建议的人招致朝堂，并与三司商议，直至大家都同意，皇帝才下令正式施行。 在选官任人、罢免大臣上，皇帝有时也听从朝议对此人的评价来决定。德宗想起用原宰相卢杞为饶州刺史，遭到众臣反对，德宗为卢杞辩护，执事中袁高说：“愿问外廷，并敕中人听于民。若亿兆异臣之言，臣请前死。”[6](P4325)别的大臣也极力反对，皇帝只好不授卢杞。 是否善于倾听众议，成为当时君主是否贤明的重要标志。因为最终的决策权在君主或其他专制者，他们可以决定朝议是否存在。 四、激烈的朝议 朝议反映了舆论主体的政治立场，往往阵营对垒分明，易形成朋党，正如范仲淹所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各为一党，在主上鉴辨之耳。”[3](P245)大规模的有汉代的党锢之祸、唐代牛李朋党之争、宋代庆历党议、洛（程颐）蜀（苏轼）党议、元祐党议、明代东林党等等，至于各个朝代的小朋党更是不可胜数。各党互相攻击、扯皮，致使皇帝也颇不耐烦，多次下诏禁止群臣结成朋党。清康熙二十七年，康熙帝因明珠结党一事晓谕吏部，批评官员们结党排陷，“且凡会议之时，科尔坤、佛伦等务执己见，持论好胜，苟非怀挟私情，何以力排众议？朕亦曾面加戒谕，未见畏悔。如此积弊，愈久愈深，物议沸腾，舆情激愤，以至言官列款参奏”[7](P232)，可见朋党的形成使朝议更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