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A·达尔于2014年2月5日，以98岁高龄仙逝。笔者应上海《社会科学报》编辑之约，撰写纪念文章。浮想联翩，成稿万言，报纸却只能选载部分。为了表达笔者对达尔民主理论建构的敬意，特投稿专业期刊，以贡献给读者一个纪念达尔文章的全貌并寄托哀思。 在纷繁复杂的20世纪，民主被认为是政治主调。但作为政治实践的民主，在理论上却未得到准确的理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A·达尔将载入史册的贡献，就是他持续不断地完善其多元民主理论，从而加深了人们对民主的理论认识，改善了人们对民主的实践期待。在中国，达尔的理论回响之强烈、广泛和持续，恐怕是西方其他任何政治理论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当代中国处于走向现代民主的关键时期，达尔充任了中国人的民主理论导师：在政治智性上，达尔开启了一代中国人的民主政治头脑；在政治实践上，达尔启发了一代中国人为民主探寻前路。达尔，更应该被中国人怀念。 一、多元民主理论：一种突破？ 达尔在民主理论方面的贡献，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在较为纯粹的理论领域做出的专业贡献，这就是他的多元民主理论。二是面对公众的民主理论概观，这就是他对民主的普及型论述。一个政治理论家要想同时在这两方面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确非易事。因为前者是面对专家的论述，后者是面向公众的言说。前者重在理论突破，后者注重的是通俗晓畅。前者要做到深入深出，在知识上确有崭新的贡献。后者必须做到深入浅出——深入，才能讲出大道理；浅出，才能让行外公众明白其中奥妙。一般专家学者，只能在其中一个方面取得公认成绩。因为两者的论述进路差异实在太大。这正是从事政治理论研究的人，大多数无法取得知识突破而只能从事知识传播的原因。真正的大师，才可以在两个方面同时为人称道。达尔就是这样的政治理论大师。 在20世纪的民主理论上，达尔以其对于多元民主理论的深入阐释，成为被人赞誉的“行内公认的最杰出的民主政治研究者”①。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印证：一方面，达尔对民主理论的研究延续不断，长达半个世纪。从1956年出版《民主理论前言》算起，到2006年出版支持多元民主论的《论政治平等》截止，世无其匹地对民主理论进行了持续久远的深入阐述。另一方面，作为“民主理论与民主制度的首席分析家”，达尔试图终结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开启多元民主理论的新路。这正是另一位对20世纪民主理论做出了瞩目贡献的大家乔万尼·萨托利指出“达尔的起点是熊彼特的终点”之理由所在②。他当然还关注、论述过相当广泛的政治学研究主题，但相比于他对民主理论的论述，就不那么容易在政治学研究的学术谱系中获得定位。 从达尔对民主政治理论的阐释历程看，他的多元民主理论从萌生到成熟，几乎与他整个民主研究生涯相伴随。在他早期的成名作《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与权力》一书中，达尔就申述了贯穿此后民主研究的基本主张。他认为，仅仅从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来看，已经发生了民主的重大转型。这一转型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一，城市权力已经从一个影响力高度集中的系统转变为一个影响力资源高度分散的系统。其二，新的资源分配格局是城市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特定基础层面的产物。其三，新的资源分散格局并不代表资源的平等分配反而表明了割裂状态。从总体上看，纽黑文的转型表明，城市已经从政治资源的累积性不平等的系统，向政治资源的非累积性或分散性不平等演变③。这是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格局变化。因为如果人们对这样的政治格局有一个深入认识的话，肯定会产生一种倾向于平等的民主理念。 达尔进一步指出，新出现的分散性不平等具有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不同的公民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的资源影响政府官员；除极少数例外，这些资源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因使用某种资源获益的人经常缺乏许多其他资源；在所有的甚至是最为关键的决策中，没有一种影响力资源能够主导其他资源；除了某些例外，一种影响力资源在某些议题领域或某些特殊的决策中是有效的，但并非所有的情况；事实上没有人，而且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任何一个由少数几个人构成的群体，完全缺乏某些影响力资源④。借助实证研究，达尔令人信服地说明，社会工薪阶层在丧失直接影响政府决策权的情况下，也还存在其他足以发挥政治影响力的资源，尤其是他们以集体行动方式间接影响决策的能力不可低估。相映成趣的是，即使是社会名流人士，在政治上也可能处于不利地位——他们发挥影响力所借助的少数机制，限制了可能产生的政治效果；他们可能自我剥夺公民权，退出政治竞争领域。可见，缺少直接影响力的多数与缺少间接影响力的少数，有一种微妙的政治影响力平衡机制。 达尔在此向人们揭示，政治影响力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真实性与潜在性、共同性与差异性等复杂的结构面，远远不能以简单的政治现象断定政治状况。在一个形成并维持民主信条的社会，少数精英没有能力控制所有的政治资源，多数底层人士也不会丧失政治影响力，人们总是可以发现发挥政治影响力的途径。因此，多元主义民主才是当代的民主主流。 达尔论述多元民主的路径，可以说沿偱着一条由一座城市到一个国家、再到人类一般政治处境的论述进路。如果不严格限定达尔的论述次序，将论述纽黑文城市民主之后的、长时期的民主理论关注先行放下不说，跃进到本世纪初他论述美国宪法民主性的著作中，也可以印证这样的递进线索。美国宪法自然是美国民主的基本法理依托。美国宪法所具有的神圣性是毋庸多言的。在“我们人民”的政治主体意志之下制定出来的宪法，是美国民主的最高制度象征。但达尔经过分析，却拒绝将美国宪法作为民主神话来对待。他认为，一部旨在推进民主的宪法，必须建立在政治平等的基础上。但既定的美国成文宪法，却在制定和实施时，显示出对男人和女人、白人和黑人、富人与穷人的不平等对待。他意图维护托克维尔捍卫的平等、也就是民主的价值。进而，改变理解宪法的方式，以追求一种“更大的”政治平等为导向，以便使宪法显得更为民主。为此，他强烈地声称，政治平等不仅显得合理，而且也不会像托克维尔担忧的那样威胁自由。“政治平等绝不是对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威胁，而是需要权利和自由作为民主制度的中流砥柱。”⑤他认为这样足以克治托克维尔的“致命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