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79(2014)02-0026-08 [修回日期]2014-02-18 近年来，我国教育技术领域发展迅猛，但伦理规范层面的研究一直处于不被重视的尴尬境地。由于技术进步推动学科不断发展，教育技术领域依赖“技术支持”、崇尚“技术理性”、迷恋“先进技术”的心理始终存在，有时为了谋求教育技术人或学科的话语权，甚至试图通过技术的进步和完善或技术的应用绩效来解决更多的教育现实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违背技术伦理或教育道德的行为，如课堂教学过度依赖多媒体系统、作业互动强制使用网络教学平台、课程建设与评价过分强化技术指标、教学资源设计追求先进技术与多媒形态等。这些现象或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教育过程中人的心理诉求、情感需要及存在价值，使得人们不断争论技术异化教育的议题，使隐藏在信息技术繁荣态势背后的师生关系冷漠化、教学活动工具化、道德情感衰落及知识过程非人性等教育伦理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因而，从伦理层面对教育技术的思考越来越多，促使教育技术伦理成为当前教育技术研究的新课题。 理论上，教育技术伦理不仅从伦理的人文角度对教育活动中教学媒体等工具手段的应用进行特殊关怀，还从技术的物化层面提升教育的道德境界。可见教育技术伦理研究属于教育技术哲学研究的范畴。事实上，我国教育技术学科一直将其哲学思考定位在教育技术本体层面上，且大多是从传统技术哲学的角度关注作为整体的“教育技术”，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工程技术哲学和人文技术哲学不足。工程技术哲学沿袭技术乐观主义的观点，表现出对教育技术的热烈追捧；而人文技术哲学对教育技术的反思，批判与否定占大多数，沾染极大的忧虑与悲观色彩。这种二元视角的分化和对立，必然会导致教育技术哲学研究的矛盾与停滞。为拓展教育技术哲学研究的视角，技术拥趸与技术批判之间的争论应让位于技术规范的讨论，从而转向具体情境中伦理维度的考察。同时，技术伦理在沟通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上所表现出的美好愿景，以及教育伦理提出的培养人之德性的诉求，为人们解决技术实践中伦理困惑和道德难题提供了可能路径。因此，教育技术伦理研究为我国教育技术哲学思考提供了新域界，不仅有助于纠正既有研究中“唯技术至上”的思维倾向，同时也弥补了教育技术伦理道德研究的空缺，能完善教育技术学科的理论体系。 那么，我国教育技术伦理研究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建构我国教育技术伦理研究体系？本文从教育技术伦理研究的现状出发，借鉴已有研究经验，直面我国教育技术研究中伦理向度的缺失，凸现并引发关切。需指出的是，但凡关乎伦理或道德的研究，大多需要对两者的内涵有所界定。本文对教育技术伦理研究的考察，是基于“伦理是道德的上位知识，关涉道德必关涉伦理”的立场而展开的。 二、研究现状 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教育技术伦理研究，尤其是在教育技术较为发达的欧美地区。迄今教育技术伦理研究体系已初具规模，相关研究集中如下： 第一，从职业道德规范角度，研究教育技术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规范，着力构建教育技术行业伦理规范体系。如美国AECT协会在20世纪末成立行业道德委员会，从个人、社会、行业三个具体责任对象出发，制定了教育技术行业道德规范。在AECT的引领下，维尔沃(Welliver，1994)注重AECT成员的专业操作规范；安德森(Anderson，1994)提倡技术授权要符合道德规范和教育技术礼仪；林(Lin，2006)指出技术伦理对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意义，并制定了人力资源开发技术的应用伦理规范。 我国相关研究主要依赖于对国外研究经验的学习与借鉴，如借鉴美国AECT关于教育技术专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建设的经验(梁林梅等，2007)，强调规范教育技术应用行为及方法(高铁刚等，2008)，阐明教育技术领域职业道德的特点及重要性(刘新丽，2010)等。显然，国内关于教育技术职业道德规范方面的论述并不系统，这不仅阻碍了我国教育技术实践绩效的有效提升以及教育技术行业发展秩序和规范体系的建设，而且不利于从业人员道德意识和职业认同感的培养。 第二，关注教育技术领域的具体伦理问题并探讨伦理策略。如美国学者西文等人(Sivin & Bialo，1992)指出知识版权、个人隐私所引发的伦理和法律问题挑战了美国现有的核心价值体系；也门(Yeaman，2003)关注教学技术中的隐私和教学媒介的使用责任；林(Lin，2007)认为最突出的教育技术伦理问题是版权、学习者隐私、信息获取的可及性。具体伦理问题还有“课堂教学中计算机伦理问题”(Kebbati，2001)、“网络在线教育中学术不端行为”(Mills，2010)、“网络课程中学术不诚信行为”(Chase，2010)等。针对伦理难题进行伦理策略的探讨，主要体现在“将伦理道德内容整合到现有核心课程中，提高信息科学教学的伦理道德水平”(Smith，2010)，“通过技术创新抵制数字盗版问题”(Reiss，2010)，提出“数字公民”概念并通过建立数字公民课程、教授数字礼仪等规范教育技术行为(Boyle，2010)等。 对此，我国教育技术领域也尝试对教育技术实践进行道德关切，如分析道德失范的原因及防范对策(马立新，2006；刘光义，2006)等。不过，已有研究虽然意识到这些伦理困境，但所提供的解决策略或从传统技术哲学中寻求人文关照，或借助信息技术革新提供技术支持，真正具有规范讨论的伦理策略却不多见，而且国内关于具体伦理问题的研究队伍相对薄弱，提出的应对方案缺少伦理策略的引导，难以达成共识。由于缺少对伦理难题的深入关注，教育技术实践过程中“唯技术至上”、“技术垄断”等现象不断出现且得不到有效应对，教育技术发展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阻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