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男，英国人。生于北爱尔兰，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毕业，中国近代海关第二任总税务司。①1863年，年仅28岁的赫德被清政府派任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并连续任职48年，直至1911年离世。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赫德不仅成为了中国海关的首脑，更染指中国邮政、港务、气象、海军、教育、外交等诸多事务，成为影响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人物之一。 国内研究赫德的学术热潮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并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著作和论文。本文在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简要作一总结和评述，以期对今后相关课题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研究现状 进入80年代以来，改革之风遍吹中国大地。在学术研究方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于赫德这一人物的认识亦逐渐趋于理性和客观。研究的方向也从赫德对近代海关的发展，向外交、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延伸；观点立意则从讲求以事论人向剖析人物个性特征深入，继而延伸到对整个近代史的研究。 (一)赫德其人及其评价 赫德精明能干，胸有丘壑。同时赫德也是个雄心勃勃，权利意识很强的人。他仰仗着工业革命后迅速崛起的英国势力，凭借着掌握中国经济命脉的权威，常揽事于海关之外，如开办中国近代邮政，觊觎中国的军事海防，插手中国的内政外交事务等等。《清史稿》有云：“赫德久总税务司，兼司邮政，颇与闻交涉，号曰‘客卿’，皆能不负所事。” 姚寿山②在《赫德其人》一文中，对其担任清末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剖析。指出赫德通过掌控中国海关，实现着开展英国对华贸易的目的；他是英国政府的“编外外交官”，是其在华的代理人；又是诸债权国列强们在华总代理，维护着西方殖民者的在华利益。刘润芝③则批评了学界有关称呼赫德为“帝国主义分子”的声音，认为不能因为赫德是英国人而一味地否定它对于清政府的贡献，在中英关系没有利害冲突或冲突不很大时，他是站在清政府的立场，尽量维护清政府的利益的。陈霞飞④眼中的赫德是一个不平凡的侵略者，有眼光的殖民者。认为他善于从长期着眼，为大英帝国和资本主义列强服务。他用他控制下的中国海关，创造各种条件。一方面通过贸易、倾销，占领中国市场，堂而皇之地掠夺中国财富；另一方面努力使清王朝从对外贸易中获取最大限额的收入。如此，他把实际利益归于西方列强，却巧妙地为清政府保留了面子，使自己可以稳稳地站在这个末日帝国的身后，快乐地攫取利益，而使受之者感到是“友谊”还得到对方的感谢。这就是赫德最大的成功和过人之处。吴弘明⑤则用赫德的文字为佐证，揭示了赫德在国际锥刀竞逐的环境下，坐镇海关，运筹帷幄，无往不利，五十年而不坠的成功之道。归乎：西方之务实精神，华夏之中庸之道。究其践行，皆以损中、益外、更利英为依归。 曹传清⑥则用心理学的方法研究了赫德的气质、性格及个性心理，分析了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他认为赫德的成功与他复杂的性格特质有关。他善于主动观察，分析思考，因此能够驾驭海关并插手各方事务而从容处置；他自信乐观且谦虚谨慎，因此得以稳坐税务司宝座几十年；他兼具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西方文化的开放性、中国封建主义的保守性和中国文化的中庸性，在竭力维护英国利益的同时，又无法摆脱中国文化氛围的影响；他善思考、富领导力并极具自制力的特点，最终成就其一生辉煌的事业。李丹慧⑦认为赫德性格兼具谨慎圆通与锋芒毕露、坚定持重与犹疑多变，是一个矛盾的复杂人物。他徘徊在权利的有形与无形、虚与实交错的矛盾之中，周旋于一仆二主之间，通过为中国谋利益、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以取得清廷的信任，成就其谋取英国在华最大利益的终极目标。 黄臻⑧则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诠释了赫德慎重而机警的性格。他将中国的海关视为其毕生的事业，临终之际，仍不忘为巩固洋人在海关的地位运筹安排，并且传授他的继任者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叮嘱他们必须在中国海关建立总税务司的绝对统治，以保证英国的在华利益。 多年来赫德一直作为晚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而为人所熟知。然而他与中国音乐的关系却罕有人知晓。近年来，随着史料的不断公开，研究也渐渐深入。李云⑨就用他的文章《赫德爵士与中国音乐的西传》，诠释了一位极富艺术气息的赫德爵士。他酷爱音乐，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音乐活动。他曾组建了中国第一个西洋管弦乐队，在当时堪称一流，正是由于赫德的努力，促成了中国音乐走出国门。他利用为中国筹办世博会之机，将中国音乐带入国际舞台，在世人面前尽显中华风采。 (二)赫德与晚清外交 论及赫德，除了海关本身的活动外，与之联系最多的莫过于晚清的外交了。他利用兼任总理衙门外交顾问的身份，直接或间接干预清政府的外交事务，参与或幕后操纵策划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章程、合同等达60项之多。学界对此也开展了深入研究。 1.中葡澳门问题 早在1862年赫德担任清代理总税务司时，就十分关注澳门问题。早年他也曾向清廷建议在澳门设立海关，并考虑赎买澳门以维护澳门主权的有利建议，惜未被当局政府采纳。直至20年后，由于“洋药税厘并征”的原因，赫德再次插手澳门问题。 有关澳门问题，学届亦有许多研究成果。黄启臣⑩指出《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是葡萄牙进入、租赁和侵占澳门334年后对澳门地位作出的第一个条约，也是唯一的条约。赫德亲自策划、操纵签订了该条约，致使中国几乎丧失了对澳门的领土主权，给中国带来了严重而恶劣的影响。邱克(11)的文章《英人赫德与澳门问题》和《英人赫德与中葡澳门交涉史料》则详细记述了条约签订的背景和过程，以实实在在的史料，揭露了赫德操纵谈判，欺蒙谈判方，出卖澳门主权和领土，以此换来英国在华利益的卑劣行径。黄庆华(12)的《“澳门地位”、“澳门属地”与赫德》一文分别记述了澳门问题的由来，造成《里斯本条约》中澳门属地问题悬而未决的根本原因，以及赫德作为一名清廷“客卿”何以会插手澳门外交事务并越俎代庖操纵谈判的全过程，该文还指出赫德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维护和平衡英国与列强在华权益的目的，不惜以牺牲中国国家利益为代价，诱导清政府签署澳门不平等条约，最终目的就是夺取港澳常关税厂的征税权利，加强对中国海关的控制。沈学海(13)的《从澳门回归看赫德当年的阴谋活动》一文，亦阐述了赫德对澳门问题擅做主张，接受葡方题外条件而至澳门主权丧失的史实，揭露了其巧言诡辩，操纵谈判，实质是为英国谋利益的狡猾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