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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昌、茫鲸、茫施，大抵皆其种……笼象才如牛，养以耕。”这一记载表明，现今云南省保山市以南的广大民族聚居区，至唐代仍保持象耕古风。《辞海》释“笼”为“泛指包络之物，如马笼头”。所说“笼象才如牛”，可知已有一套完奋的羁绊工具来驾驭象耕，如果野象真的能践踏出“农田来”，为什么还要养象以耕？ 上述《新唐书》所载史料，为《旧唐书》所不取，这固然由编纂者的学术水平所决定，但我们只要比较一下看，有关《南蛮传》的载述，《新唐书》要比《旧唐书》丰富得多。象耕史料靠《新唐书》保存下来而不致湮没，诚为难能可贵。然《新唐书》所载象耕，是否仅取材于樊绰撰《蛮书》，无法考证，按《辞海》注释，樊绰《蛮书》乃“参照前人著作写成”，则记载象耕的著述当不只樊绰一家。刘文否定象耕的依据，是说比樊绰稍后的刘恂撰《岭表录异》却不提象耕一事，并引近代学者陈茜、赵吕甫的观点，说樊绰书中所“纪南中之事多非亲闻目睹，茫施蛮用象耕垦之说，殆属传说之误。”“南诏以象耕田之说不足信。”应该提醒一下，自樊绰、刘恂所处的时代至现在，时逾千年，沧海桑田，今非昔比，轻易否定一千多年前的史实，不嫌有点证据不足么？且《蛮书》和《岭表录异》原著均已散亡，今本乃后人辑佚而成，又怎可凭断简残编作概全之论？ 历史上出现的象耕不仅见载于正史，亦见载于广西地方历史文献。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曾任桂林、太平两府通判的汪森，经“搜阅历代史及诸家文集并类书小说不下二千余种”编成《粤西诗载》、《粤西文载》和《粤西丛载》，至今仍是研究广西经济文化发展史的重要文献，其中《粤西诗载》辑录王禹偁《送融州任巽户曹撰越王爱姬墓志得罪》诗有：“吏供版籍多鱼税，民种山田见象耕”。其二是陈昌《送吴素行之广西》诗：“蛮巫祭鬼凭鸡卜，凫寇编氓事象耕”。这些纪实诗篇，明明是纪广西的象耕，而非牛耕。 王禹偁是北宋有名的一代词臣，官至翰林学士，他不仅长于文学，史学造诣亦深，是一位敢于据实直书，不畏时忌的史家，他一生三次遭贬，因而作《三黜赋》以明志：“屈于身而不屈其道兮，虽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可见其刚直不阿的倔强性格。《送融州任巽户曹》诗是王禹偁四十岁时所作①，时禹偁被贬解州，他的朋友任巽也因文字冤案贬官融州（今广西融安县），可说是同病相怜，但他们毫不屈服，相信自己最终还会成为朝廷的公卿重臣。诗中所说广西“吏供版籍多鱼税”，大概根据“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之说②，且广西民俗“近山者樵，近水者渔”，“民以耕渔为业”③，故广西“多鱼税”。“民种山田见象耕”，则反映了当时广西山区农业生产的特点。虽然王禹偁没有到过广西，但作为史学家的王禹偁，一定对广西地方志乘及文献载籍非常熟悉。因为自汉唐以来，名流迁客到广西的越来越多，他们“身历其地，登临凭眺，往往发为篇章，以纪其胜”，遂使“粤西之山川风土，不必身历而恍然有会”④。正如没有到过桂林的韩愈，在其《送桂州严大夫》诗中，亦能写出“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柑”这样具有桂州风情特点的诗篇，我们不能认为它是虚构。 对于《送吴素行之广西》的诗作者陈昌，笔者颇费了一番考究。《中国人名大辞典》有陈昌，说他是南朝陈武帝第六子，然南北朝时期尚无广西建制；《古今同姓名大辞典》有两个陈昌，一是清代武威人，雍正元年随剿番夷，战死；二是清代铜梁人，同治甲戍进士，二人均后于康熙时的汪森。然据《粤西诗载·汪森序》，汪森编辑《粤西三载》时，“凡遇唐宋之人，虽断简片楮，无不采辑，至明人著作，虽有题为粤西而设，而篇中绝不与粤西有关者则概去之”，足见汪森辑录史料截至明代而止，故可断定陈昌为明代人。且广西建制始于宋代设置“广南西路”，明代设“广西布政使司”，始有广西之名，时明王朝为加强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虽维持羁縻土州、县的土官世袭制，但规定土官的承袭须经明王朝批准，同时还采取“流官辅佐”手段，在少数民族地区直接由封建王朝派驻地方行政官以加强监督管理，故诗中又有“从此海隅成乐土，尉陀焉敢更言兵？”显示大明王朝的一统江山，已不容许秦末汉初赵陀那样乘乱割据称雄，这与明代的政治形势完全吻合。“蛮巫祭鬼凭鸡卜”，是当时广西民族地区的习俗，是由原始社会的鸡崇拜演变成的一种迷信活动。“岛寇”一词，乃沿用古代“岛夷”之称，泛指居住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少数民族，“编氓”是指编入户籍的普通老百性，“岛寇编氓事象耕”就是广西民族聚居区内编入户籍的普通老百姓用象耕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