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漕运改革，是指已有的漕运制度无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或封建朝廷面临财政、物质供应上的危机，或漕运系统积弊已深，在这种形势下，封建王朝对漕运采取的一系列兴革举措。中国历史上的漕运改革，始于统一王朝下的南粮北运时期，即隋唐时期，此后历代均有，其中唐、明、清三代最为突出。历代漕运改革体现出如下鲜明的特征：1.漕运改革总是与理财安民紧密联系的，其中又以理财为先；2.明中期以前的漕运改革重于制度完善，明中期以后的漕运改革则主要是挽救漕运危机；3.历代漕运改革的社会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所谓漕运改革，主要指已有的漕运制度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或封建王朝（尤其是京城）面临着财政、物质供应上的危机，或漕运系统出现种种弊端，封建政府对漕运采取的一系列兴革举措。 在中国封建社会，各项制度都经历了初兴、发展、完善和衰败的历史过程，漕运自无例外。秦汉时期属于封建社会的初期，漕运初兴，漕运诸事皆随需而作，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漕运的发展尚能适应统治者的需求，并与其他部门保持平衡和协作的关系；同时，这一时期的经济重心在北方，京城即使出现较大的危机，也无需依赖从漕运上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加之漕程较短，问题相对较少，所以秦汉时期不存在重大的漕运改革。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王朝国运短促，统治地域狭小，虽然西晋曾一度统一全国，但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加之频繁的战争，各统治者无暇、也无必要关注漕运制度的建设问题。 真正的漕运改革始于统一王朝的南粮北运时期。 一 隋朝是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由于北方长年战乱，隋京城粮食供应紧张，迫使统治者重视漕运问题。隋朝实行的两项有关举措颇见成效，一是运河的开发，为此后各代的漕运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二是在重要河津设置粮仓，粮食通过这些粮仓节级转输京师，此举虽不成熟，但对唐、宋及明代的转搬、支运之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唐代，漕运改革可谓大刀阔斧，其中首推刘晏的改革。此前，唐玄宗时期的裴耀卿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漕运中的转搬法及仓储制度相配合的方法，他认为：唐初沿袭隋人的仓储设置和转搬之法已不能适应大规模的南漕北运，故而应在河、汴之交设置仓储，江南漕船行抵此后，卸粟于仓即去，然后雇舟分入河洛；又在砥柱东西各置一仓，接应溯河漕船，中间载以牛车，再由河入渭，转搬太仓。这样，既避免了漕船在河、汴之间的稽迟停留，又节省陆运之费。在裴耀卿的主持下，唐王朝“于河阴置河阴仓，河清置柏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西置盐仓”〔1〕。结果，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漕运量稳步增加。 刘晏受命于唐王朝严重危机之时，“安史之乱”使中国北部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黄河流域数年凋敝不堪，满目苍凉。藩镇趁战乱之机，王朝衰落之时，独霸一方，拒向朝廷缴纳贡赋；而朝廷长期仰赖的东南之地，虽未经战火摧残，却因通往洛阳、长安的运河年久失修、战争破坏而难以通运。国家财政因此陷入严重的危机，如不尽快增加财政收入，扩大军费，并拿出一定数量的粮食投放市场，平抑物价，社会将愈趋动乱，唐王朝很快就会湮没在乱军和农民的反抗烈火之中。代宗宝应元年，刘晏奉诏出任度支郎中兼御史，领江淮租庸事，对经济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漕运改革则首当其冲。 为使漕运改革顺利进行，刘晏首先组织兵丁，发动民工，疏浚以汴河为重点的淤塞河道。接着大力加强运输力量，改善运输工具，制造可以适应各种水情和具有特殊结构的各类运船，确保航运的安全。针对过去官吏无偿地征发徭役，强迫船工劳动，致使船工不断逃亡，严重影响漕运效率的弊端，刘晏大胆变革，改行雇佣法，“以盐利雇佣，分吏督之”〔2〕，用官府在江淮专卖食盐所获利润雇佣民工运输， 极大地调动了船工漕运的积极性。 刘晏不仅仅满足于通航运粮的短期效应，为了改进漕运制度，他着重在运输方法上进行了改革。在裴耀卿转搬法的基础上，刘晏把江南至渭口一段的水运，由直达改为分段联运。具体办法是：江南船不入汴水，汴水船不进黄河，黄河船不进渭水，各船完成本段运输后，即刻返回原处。各段衔接处设立粮仓，专管起运贮存粮食。另外，各段运输人员“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3〕， 以军将负责护航和押运，组织十分严密。原来运粮皆不装麻袋，散装上船，装卸皆不便，损耗极大，刘晏则将漕粮由散装变为袋装，不仅便于装卸，利于运输，而且减少了损失。 此外，刘晏还实行“教漕卒”，训练能适应各种水势和驾驶各种船工水手。同时，刘晏创立了漕运的奖励制度，“十运无失，授优劳，官其人”〔4〕。如此，官不施法，而人皆乐从其劳。 刘晏的一系列改革，恢复了运河的漕运功能，提高了漕运的效率。过去，江南粮食运到长安，一次费时九个月，改革后只需四十天；过去漕粮损耗极大，改革后“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沉覆者”〔5〕。虽然漕粮年运量不及裴耀卿时多，但却比较稳定，对于挽救唐王朝的中衰起到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刘晏的改革使漕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制度，其后的五十年中，皆一遵其制。 然而，由于唐中央政权无法彻底解决阻挠运河交通的藩镇和跋扈军人，漕运经常受到严重威胁。唐宪宗即位以后，又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他任用裴度、李愬等人，整顿漕运， 对藩镇采取强硬态度，剪除运河沿岸阻挠漕运的跋扈军人势力；又以运河通航后漕运带来的物质援助削藩，使漕运与削藩互为依托。唐宪宗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封建史家誉之为“元和中兴”。然而“元和中兴”只是唐末的回光返照而已。在漕运制度方面，宪宗政权没有也不可能进行更有效的改革，对漕运的整顿仅仅是为了攫取江南财赋和剪除藩镇势力。此后，唐代漕运日益陷入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