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世纪城市革命”论说的提出 中国古代经历的城市变化，有学者冠以“城市革命”之说，作为学界经久不衰的话题，其实可追溯到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的“中世纪城市革命”(the medieval urban revolution)概念。在这场讨论中，对“革命”的诠释，发轫于伊懋可等学者提出的“经济革命”，并且成为讨论的基点。 1973年，英国汉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中国往古的模式》中提出中国中古时期发生重大的变化，他称之为“中古时期的经济革命”①，其着眼点主要在唐宋（特别是宋）时期出现的“经济革命”。作为这一观点的基石，他指出宋代的中国，经济出现了巨大进步，即“宋代经济革命”。他将“宋代经济革命”的表现，归纳为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和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都市化的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②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在他的《北宋の社会經濟》一书中也提出“宋代经济革命”的论说，他将之归纳为农业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化。③分类虽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将都市化作为宋代经济革命的重要变化之一。可以说，此后学界常议常新的“城市革命”论说应该发轫于此。 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的“中世纪城市革命”概念，是以中心地学说为基本指导性理论框架，开展对中国城市史和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他概括为“市场结构和城市化中的中世纪革命”，认为这个革命具有鲜明的特点，表现为：(1)放松了每县一市，市须设在县城的限制；(2)官市组织衰替，终至瓦解；(3)坊市分隔制度消灭，而代之以“自由得多的街道规划，可在城内或四郊各处进行买卖交易”；(4)有的城市在迅速扩大，城外商业郊区蓬勃发展；(5)出现具有重要经济职能的“大批中小市镇”。他指出，政府放弃对贸易的干预和地区经济的商业化萌芽，正是造成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原因。④ 施坚雅经过对中国历史长时段的认真考察后指出，这场中世纪城市革命并没有在中国的所有地区或大部分地区同时发生，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南宋时期所达到的商业化水准，在其他大部分中心地区只是到明清时期才达到。从中世纪城市革命开始，不但内地逐渐落后于沿海地区，而且子地区间发展也常常不平衡。在公元10世纪，中国西北大区域处于经济萧条时期，而华北大区域却处于经济高涨时期；在公元12世纪，长江下游地区经济繁荣，而华北大区却呈经济衰退之势。因而，西北和华北区域的都市化都拖了下来。⑤可以说，中国多数区域的中世纪城市革命是到帝国晚期才发生的。作者认为，城市职能的强度水平，从唐初至中世纪周期末始终是稳定的，或者甚至是增长着。真正重大的变化，就是官僚政府在这些职能——行政社会职能及经济职能——上所起的作用在不断收缩。因而，这场革命是整个社会的管理方式上的革命。⑥ 施坚雅的上述论断，的确很有见地，尤其是他对政府作用于社会经济及对城市的解析，以及研究区域经济的发展对城市革命的作用，这两点给我们研究城市史提供了新的思路。不过，我们从中仍然可以看出，中国“中世纪城市革命”概念的背后有着自20世纪初以来国外学术界广泛争论的“唐宋变革论”的影子。⑦ “唐宋变革论”源自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的倡说，其影响延续至今。内藤基于对中国历史的全局观，将唐宋时期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时段进行考察，认为唐代和宋代有着显著的差异，强调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学术文艺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指出唐宋之际正是这一转变的契机。内藤的“唐宋时代观”⑧，正是源自宏观视野的概括，学界通常称之为“内藤假说”或“唐宋变革说”或“唐宋变革论”。这一论说在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也引起颇多争议。张广达在《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一文中对其论说的评价堪称公允：“唐宋变革说作为假说或学说，经过时代的检验，具体的内容有所改动，一些史实的诠释得到订正，但是，作为一种范式，仍在持续为人们研究和阐释中国历史提供丰富的启示，推动学界进一步探讨唐宋变革期、宋史本身以及宋元以后的历史变革。”⑨ 内藤之后，宫崎市定(1901-1995)对唐宋变革说展开充分的论证。在经济方面，内藤认为，唐代货币使用量不多，纺织品和陶瓷等产量不多，主要供应上层社会；而宋代是货币经济，空前的铜钱经济，而纸钞和银的使用量也越来越大，纺织品和陶瓷等产量大增，流入百姓之家。20世纪50年代初，宫崎市定的《东洋的近世》问世，他的研究深入到了唐宋时期城市变革的具体层面。他利用了比较丰富的资料，论证了在宋代已经展现的近世社会的种种特征，全面地列举了宋代作为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倾向资本主义，如大土地经营，产品加速区域化、专门化和商业化（市场化）也更为普及，并走向近世资本主义的大企业经营；土地本身亦市场化，成为投资对象；商人阶层兴起；城市商业化，累积大量财富；坊市制消失，草市镇市等贸易点沿着水陆交通要道兴起；农村进入交换经济，与城市和商业密不可分；北宋的经济仍以运河为中心，南宋则同时以运河和海道（海外贸易）为中心；煤的大量使用，无疑是燃料革命；铁亦大量使用。⑩在内藤“变革说”的宏观导向下，宫崎的研究已经涉及了唐宋时期城市变革的社会特征及具体层面。 其实，社会变革的核心问题或基本问题，应该首先从社会经济层面寻求。我们看到加藤繁的系列研究显然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在《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11)中，他对唐宋时期坊市制的崩溃、草市的发展及商业组织的“行”等问题的研究都具有开拓意义，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建树和新认识：一是从城市制度层面提出坊市制向厢制的转化，二是分析了草市的发展带来的市场分布及形态的新格局，三是对商业组织内部变化的研究推进了后学者揭示其与城市结构变化的关系，四是对城市市民生活变化的研究，带动了我们思考城市社会消费结构的终端问题。由于他的卓越贡献，加藤繁被誉为“日本学界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日本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第一人”。他重视对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也为此后城市社会经济研究树立了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