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经济思想史上的一大发展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10)01-0108-03

      这是一方碑铭，记录了明代一位清官关心民生、有善举、具有先进的经济思想，认识到商人在四民中应有地位，不能贱商。他在实政中多有恤商之举，深孚民望。此铭在中国经济思想上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现先刊布碑文，再行评述。

      崇邑蔡侯去思亭记

      右康国首守令，不由郡邑，不得为内职是重，守令以其于民为近，民之疾苦，守令日习察之，民之受惠，必自守令始举，凡政之兴革有不能自主以惠民者，必由守令上之当路，以乞惠意守令者，其真民之父母也哉。然民有四民，以商为末业而最次商，周官治商之政无不备矣。四民固最次商，此在古民鲜而用简则然，世日降而民日众，风日开而用日繁，必有无相通，而民用有所资，匪商能坐致乎，守令固当加意于民，商其可不加之意耶，廛法不兼行，使商悦而愿藏其市，此恤商之道可见矣。今之商海内者予新都为最盛，山谷隘而妨田畴稼穑无从，非商无以代耕，故民之居者十之二三，民之商者十之七八，轻数千里而游者皆是也，吴越近犹户庭间，而崇为嘉禾要邑，新都之商于崇者无异桑梓，然蔡侯来令崇，其视商无分于民，而未尝夺利以益民，或不能无相竞以求直，侯务得其情而直之，崇自倭寇内犯用兵几二十年矣，于民常赋之外有新增，而于商亦或不能无所扰，兵渐息而侯悉罢之，故邻邑之商悦而藏于侯之市者道不绝，岁丙子侯奉命还南京户部，去之日，民商与壶浆觞侯于道右，商相与壶浆觞侯于道左，终日恋，悉无计以留侯之车，于是商相与谋曰，侯之来令崇也，廉介以慎修，节俭以裕财，公平以听讼，严明以除奸，求隐情宽征赋举贤良兴学校，崇之民受侯之惠深矣，岂能忘侯之惠而不谋伏腊以祠祀，予曹受侯之惠犹父母也，而又能忘侯之惠而不同于崇之民耶，乃合商之同心重义者構亭于郭南之坝上，伐石为碑以纪侯，予亲友率其曹来谒予请记，予叹曰，卓哉蔡侯之政能尽其道，而致人思也厚哉，予乡之人能思惠而尽义也。新都之为邑，山峻削而土騂刚，故禀气者负意气而多感激，斯举也其亦为令者之创见乎，夫循良之吏惟两汉为最盛，按其传而读之，民为立祠立碑者，惟见于文朱秦童四人焉。今蔡侯去崇者，见亭见碑岂不思蔡侯之能惠商以系思有若此，则侯之惠民犹可徵也，斯亭斯碑其不足为崇之赞侯劝励矣乎。

      学文按：此亭记作于万历六年，据光绪《石门县志》卷六《名宦》记为胡宥撰写，碑文藏于石门龙吟寺。今辑录于光绪《石门县志》，同书卷还辑有郭子直《蔡侯去思碑记》。郭子直，字舜举，进士，山西冀宁道参议，福建按察副使。

      胡宥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晚明知县，但品德政绩皆佳，长于书法，颇有先进思想。他撰写的这篇碑文就有时代闪光之处。有关他的生平不详，今遍查浙江嘉兴、崇德、石门，河南长垣，贵州毕节诸多方志才有一个大体的了解：胡宥，字子仁，号金峰，徽州府休宁县百(亦有金潭之说)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天性阔达，于世务靡所不练，以故莅事遊刃生风”；“温良有让，练习文法，足知善御众”。万历初，任河南长垣知县。“平狱讼，省征庸”；“清库藏，罪豪猾”；“缮城新学”。多有善政，故离长垣、毕节时都有“去思碑”，列入“名宦传”。后升任河南道监察御史，“河南道代狩苍梧……兼摄广东盐法”。性刚直，重儒学，因“谏阻裁废天下书院忤旨，徙贵州佥书(事)，以劳痒卒于黔”。撰有《白岳重葺云君殿记》碑文，著有《通鉴会要》。善书法，汪道昆撰《白岳文昌祠碑记》就由胡为之书写刻碑，立于齐云山。在齐云山插剑峰北岩壁上题写“奇峰独拔”四字，观者咸誉之隽秀挺拔。《崇邑蔡侯去思亭记》写于他回乡奔丧守庐期间，崇德之徽商登门邀写的①。

      胡宥深受徽文化的熏陶，重视徽商经营之道，在此碑文中，他借题阐发了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先进思想。此文也折射了源远流长的徽学文化内涵之深厚精湛，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值得重视。

      蔡贵易，字尔通，又字道生，福建同安人，进士，隆庆六年(1572)闰二月九日来任崇德县知县，万历四年(1576)擢任南京户部郎中，在任5年，多有善举，列入《名宦》。据光绪《嘉兴府志》、《石门县志》记载：“性明敏，剔除奸弊，吏民过目不忘……岁却羡余申减驿费……邑多荒逋履亩，曲为区画，善迪士类，所鉴拔者多举上第，建尊经阁，拓宫墙堤泮池，复包角堰。”“于是贾始安于市，而民始甦于乡矣。”“徽人商于崇德者感贵易不扰……诸商归而立四知亭”②。由此可见，蔡贵易是一位抚民恤商、重教除奸弊的清官。

      下面着重评释碑铭的意义与价值。

      一、四民平等观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士农工商的四民观在不断演化。汉时司马迁说过：“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但从求富来说，商倒居其首。“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史记·货殖列传》)。班固曰：“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汉书·食货志》)。班马只是罗列四民分工和社会功能，并没有对四民地位高低或排列次序加以说明。唐宋间则有变化，士之地位升高。迨至明代，尤其是晚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儒学走向社会，贴近现实，儒生从社会实际出发，则认为四民应该平列。明代儒学大师王阳明就主张：“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阳明全书》卷二十五《节庵方公墓表》)。李梦阳曰：“商与士，异术而同心”(《空同先生集》卷四十四)。王李都主张异业通心或同道说，张居正则有了发展：“商通有无，农本力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农商之势常若权衡……故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1]。张氏已从生产、国税、民生、流通、消费全局出发，意识到以轻税厚商利农与厚农资商两个范畴来调节生产与流通关系。至于冯应京则从治生(民生)观出发，认为四民应并重：“士农工商，各执一业，又如九流百工，皆治生之事业。”“阜财通商所以税国饷而利民用，行商坐贾，治生之道最重也”[2]。到了明清之际，黄宗羲曰：“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欲求，商人使其厚出途者，盖皆本也。”[3]自晚明至清，弃农弃儒从商之风日炽，特别是商人资本发达地区如徽州一带，从商者日众。胡宥的碑铭则明确表示，处于消费增长之时，就不能轻商抑商，而应恤商重商，发挥商人作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蔡贵易在崇德实施轻商税，扶植商人，招徕外地人来此营商之办法，获得商人之爱戴，才有構四知亭立去思碑之举。胡宥、蔡贵易的四民观已从实际中体现了四民平等，反对轻商、“次商”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