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27-30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三家杂志在厦门大学联合召开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学术研讨会。与会的30余位专家学者直陈胸臆，各抒己见，审视了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与困境，也提出了重振经济史研究的诸多良策，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经济社会的若干重要问题。 关于经济史重要性的认识.杨国桢（厦门大学）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要谈经济发展，首先要谈经济史发展，经济史所关注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与经济学所强调的经济决定论其实是一回事；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历史学研究承认而且注重多元化、多样性，经济史在历史研究中是一条很重要的主线。21世纪应该是经济史重新腾飞的时候，历史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分叉最终将回归到以经济史为主干的潮流中来，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将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一个主流。邱海平（人民大学书报复印中心）从理论经济学其他分支与经济史的关系阐发了彼此之间加强沟通的必要性。无论是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还是经济史的研究，都是为了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二者殊途同归；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史论结合，理论如果缺乏史料的支持，就会变成空洞的逻辑推导；历史问题就史而论，可能确实得不到解答，与理论经济学的概念、方法、工具有机结合，将有助于探解历史之谜。 “封建社会”之名.史志宏（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对比了中世纪日耳曼化以后建立的西欧社会与秦汉以后直到明清的中国社会得出结论：中世纪的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本质一样，也都叫封建社会，但形态迥异，发展殊途，前者可谓领主经济，后者可谓地主经济；西欧社会晚期的一些特点，在中国地主经济社会里面很早就有了，但欧洲经过一个短暂的过渡就发展到了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经济运行模式的转型，而中国社会直到明清时期仍然看不到解体的迹象。郑振满（厦门大学）对中国地主制经济研究进行了反思：第一，中西封建经济结构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中国的特征表现为地主制经济，西欧则是领主制的特点比较明显，以往研究基本上是中西方共同使用一套理论来进行解释，而这套理论比较多反映的是领主制经济的特征，用它来解释中国封建经济比较勉强。第二，中国地主制经济本身也是很多不同的时空的特点，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地区，表现形态也很不一样，而且中国社会还是多元的，不单单只有一个地主制经济，还有别的经济形态。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和欧洲封建社会不一样，“封建社会”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西欧领主制的封建制度与东方、拉美、第三世界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封建社会可以加上“有中国特色”的定语。 地主经济发展过程.方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地主经济，其核心是租佃制，租佃制度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中国地主制经济的发展过程。租佃制大约起于秦代，在汉代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及至魏晋南北朝大盛，形成了以士家大族为主体的用超经济强制方法使用佃客的租佃制度。唐代土地兼并发展，庶民地主增多，以庶民地主为主体的用经济强制方法来役使佃农的租佃制发展，直至明清时代。魏晋南北朝的地主主要凭借政治地位和政治特权来取得土地、支配劳动者；明清时期的地主则主要凭借物质财富来取得和支配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魏晋南北朝的佃客制与欧洲的农奴制倒是颇有相似之处，从地主土地的取得、地主对劳动者的超经济强制、劳动者的劳役地租与当兵义务等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原因在于欧洲的中世纪跟中国的魏晋南北朝都是特权、等级制度盛行的时代。江太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以人身依附关系作为地主制经济的分期标准，将秦汉以后的封建地主制经济分为三个阶段，即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倒退，唐末元的发展，明清的高度发展。 农业与小农经济.陈支平（厦门大学）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帝国，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农村的问题。江太新也认为，农业经济对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明清时期，小农经济发达，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很好调动，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而对市场产生了非常好的拉动作用，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没能发展起来，与明后期至于清初农业受到严重破坏有着很大关系，农业应该作为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曾玲（厦门大学）从自己在新加坡前后十年调查研究华人经济的实践出发，以新加坡安溪茶业一家一户的家族经营形态与全球化的销售网络相结合的个案为例，反证小农经济未必要跟农业结合，小农经济未必走不出商品经济的范围，小农经济未必不能发展起来。陈支平以日本小农经济的现状为例对经济学界“要使中国农业走出困境，就一定要走出小农经济怪圈”的论断提出了质疑，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市场经济，但其小农经济照样保存得很好，农业基本上仍以小农经济为主，精耕细作，农民也照样活得很好，各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发展的特殊规律，中国农民人口众多，不可能走美国大农场的道路。武力承认农民经济选择的理性，农民对效益有着自己精明的计算。史志宏在承认小农经济能够适应现在市场经济的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小农经济是否有出路，关键在于小农家庭的数量。魏明孔（《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从观念的角度检讨了魏晋以后中国经济走不出去的原因，即“以末求之，以本守之”，从古到今，中国农民一直对土地投资存在着难以想象的偏好，尽管从土地上获得的收入跟投入不成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