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方法 史学理论方法仍是2003年学界关注的热点，史学理论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日益为国内史学工作者所认识。《历史研究》编辑部、《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学海》编辑部分别就“新世纪的中国史学”、“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历史理论与历史学家”等议题组织笔谈，多视角探讨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史学理论方法与相关学科理论方法相互借鉴和融汇、史学理论方法与中国史学的发展等问题（见历史研究1、史学理论研究2、3、学海1）。 中国近代史学是在西方理论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如何看待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经典，是当今史学研究难以回避的问题。汪征鲁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所以具有真理性与合理性，根本在于其最高原则与精神，及物质的统一性、发展演化的辩证性、人的主体性。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模式彻底贯彻了上述原则，具有基本概念上的合理抽象性与架构上的立体型、兼容性与张力。在新世纪，唯物史观仍是人类的主流思潮之一（唯物史观的历史命运/历史研究2）。张立达《评蒋大椿和吴英、庞卓恒围绕唯物史观的理论争鸣》（史学月刊3）指出争论双方都以人类实践为中心看待唯物史观，所不同的是庞强调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性，蒋注重把握人类实践的总体性；合理的态度应是兼顾抽象与具体，开展历史观与历史学的对话以及吸收跨学科的理论，建构中介层次的社会理论，并以此作为唯物史观新的生长点。郭小凌《论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命运》（史学理论研究1）认为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或基本原理只有一条，即人类历史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所制约的合乎规律的过程。沈长云主张《在历史研究中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同上），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认识历史问题的最尖锐的武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指坚持它的基本原理，而赋予唯物史观过多含义，把本来不属于它范畴的东西当作基本原理去宣传的教条主义，反倒有碍于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何晓明探讨《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历史必然性问题》（史学月刊8），指出历史必然性是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核心问题之一，有本体论与认识论依据，是人类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理论武器，在未来预测中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徐浩认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史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给近代中国史学理论注入新质思想，但我国中观史学理论创新的匮乏已成为制约新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发展的“瓶颈”。俞金尧也主张历史学要不断创新，理论创新是其主要内容之一（史学理论研究2）。马敏结合评价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一书，思考如何实现中国史学典范的转移。认为李著的创新不在于引进新方法或刻意标新立异，而主要是研究视角的调整与思维方式的更新，或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经典理论的再认识。这对我们如何更加重视自身历史经验的独特价值和特殊性，建立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典范，有深刻的启迪性（据之于实情：建立中国史学新典范的若干启示/历史研究1）。张曙光《试论现代历史观念的演变与问题》（学习与探索6）指出：以进步主义为思想旨趣的现代历史观念产生于西方并逐步在世界获得主导地位。但这一观念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普世主义的道义与西方中心的强权之间的矛盾，并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上世纪初迄今，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念在世界范围内受到现实与理论两方面的挑战，在西方呈衰落之势。现代历史观念的演变要求对历史与现代的关系作出新的阐释。 口述史学是20世纪中期以来逐渐盛行的史学研究方法。它源于美国，其方法是以访谈形式收集资料，并对资料进行研究。邬倩肯定口述史学在深入探索历史真实中的地位，指出口述史学在新的理论和视角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历史课题的重新诠释和解读（口述历史与历史重建/学术月刊6）。陈献光着重对口述史学中记忆与诠释两个问题作理论探讨，以期引起人们对口述史学理论的关注（口述史二题：记忆与诠释/史学月刊7）。张广智认为：口述史学具有生动性、广泛性、民主性的特点，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史学，即由大众直接参与而又为大众建构历史的史学，是对传统史学的反叛（“把历史交还给人民”/学术研究9）。赵世瑜则认为：现代实证史学把传说与历史对立起来，后现代史学又将二者对接起来。其实，口头传说与历史文献是历史记忆的不同表达方式，从历史考据到现代实证史学，再到后现代史学，人们始终关注史料，只是对如何了解事实有着不同看法；这不仅表现为学术史的断裂，也显示一以贯之的思想链（中国社会科学2）。陈春声、陈树良在实践中探讨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的关系，指出乡村社会格局和乡民生活方式是历史积淀的结果，而乡村故事则可视为乡民的“历史记忆”，对我们理解乡村生活具有独特的意义；但在强调重视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同时，研究者必须保持一种自觉，即在“口述资料”中发现的历史未必比官修史书更接近“事实真相”，研究者的责任在于通过对百姓历史记忆的解读，理解乡村历史的事实或内在脉络（历史研究5）。朱小田以某江南乡村庙会为个案，解读民间记忆方式，诠释社群关系的成长（史学理论研究4）。 比较研究方法已为众多学者所熟悉和运用，但如何确定研究对象的可比性或评价标准，诸学者见仁见智，不尽相同。吴承明回顾以往的比较研究，重点评说近年西方学者中西比较研究方法的特点。认为比较研究一般有两方面：一是比较双方的人口、资源、生产水平、消费水平和生活状况，比哪方更富；一是制度性比较，比哪方更先进。这种比较的困难在于中西文化和价值观不同，没有共同的评价标准和综合指标。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以GDP衡量，虽是客观标准，但18世纪前的GDP无法精确计算；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济的局限》则在比较研究方面有重大突破：1、通过比较主体与客体的转换创立了新的历史观；2、以经济发展动力为比较研究的综合指标；彭慕兰《大分流》采用王国斌的方法，又在比较研究中加入市场指标（西方史学界关于中西比较研究的新思维/中国经济史研究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