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认为，早秦尚停留在采猎时代，当时秦人过着游牧、狩猎的生活。本文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并加以论证，认为早秦农业既保留了原始农业的许多特点，同时也萌发了一些传统农业的因素。早秦西陲的农业类型，不是纯一的游牧、狩猎经济，而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的农牧结合经济。早秦对关中农区的初步经营，奠定了以后秦农业快速发展的基础。 早秦，是史学界的秦史分期术语，时间起迄自伯益赐姓至襄公始国。早秦时期，秦史由传说时代渐进到信史时代。秦农业开始了由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缓慢转化；完成了由稻作向旱作的类型转换；秦族获得了向关中农区发展的合法权利。这些都是秦农业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关键性事件，应予以足够重视与研究。 一、早秦中原农业的过渡特色 有关秦人农业之传说，最早可以追溯到有虞氏时代。据说，虞舜作为炎黄部落联盟首领，用二十二人为辅佐，治理天下。秦祖伯益即在部落联盟中担任山泽之官，并且立有大功，被赐嬴姓，始食于嬴。嬴即春秋时齐国嬴邑，秦置嬴县，治所在今山东莱芜县西北。史学界有人认为，这一带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某些遗存可能与伯益时期的秦人活动有关。当时，为舜所用之人“咸成厥功”。然其后裔能为王公侯伯，并建国立业者，唯禹、契、弃、益四族。这大概与他们从事平水土，为司徒（土），播百谷，主山泽的农业活动有关。显示出农业在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原始农业基本上是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相始终的。自有虞氏起，有关氏族世系、经济生产、社会组织的传说与记载逐渐完备，数量增多。故学术界认为，中国历史或已发展到了文明时代的入口处。在黄河中下游等一些原始农业较为发展的地区，初现出由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转化的过渡特色。当时的农业既保留了原始农业的许多特点，同时也萌生了一些传统农业的因素。肇始于如此背景下的早秦农业，同样也打上了过渡时期的烙印。 伯益为舜朕虞，职司山泽，其活动多与“驯育草木鸟兽”相关。言及益主山泽，人们大都着眼于其采集、渔猎、林牧职能，甚而以此推衍，以为秦人尚滞留于采猎时代，与原始农业无缘。如此看法，显然低估了早秦农业的发展水平。秦祖伯益同夏、商、周三代始祖共同致力于草莽时期的中原农业开发 ，同为较早融入华夏族的氏族部落之一。他所主持的山泽工作，一方面保留了采集经济时期采猎自然界现成动植物为食的既有特性，用以接绝继乏作为农业生产之补充；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的动、植物知识的积累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开发、利用新的动、植物资源以服务于农业生产渐成可能。他们或采种以殖嘉禾，或拘兽以育良畜。利用山林川泽蕴藏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从事新的畜禽及作物的培育、驯养、繁殖工作。伯益“驯育草木鸟兽”，把野生动、植物培育成家养动植物或栽培作物，极大地丰富了过渡时期农牧业生产的内涵，为以后农牧业的多样性发展奠定了基础。培衣动植物以取得产品，是农业生产部门的基本特征，所以伯益所从事的工作是有决定性意义的，这也是伯益族能脱颖而出，赐姓受封的主要原因。证诸考古学，出土的动物骨骼表明，原始农业时期经鉴定可以确指为家畜的仅有猪狗二种。羊、牛、鸡、马之家养，很可能下延至文明时代。在中原地区，降及商代方才有了肯定无疑的家马、殷羊。有人从神话角度研究早秦时期秦先公之名，以为大费即自“服不氏”语根演变而来。而恶来（革）、大骆、衡父、造父等，皆寓衔勒、络头、楅衡、牛牿之意，均为服牛乘马的重要工具。故后世所谓六畜之驯养拟或多与秦人相关。 秦以玄鸟为图腾。伯益一族大概职司山泽的关系，对玄鸟有着比较深入的认识与研究。中国古代物候学之萌芽与鸟图腾崇拜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得也”。分、至、启、闭是反映季节转变之关键八节。玄鸟就是家燕，为著名的候鸟。因为它春来秋去，故有玄鸟司分（春分、秋分）之说。秦人自认为他们与玄鸟有着某种特殊的亲缘关系。据说伯益不但知禽兽，且能综声于鸟语。其后裔亦有鸟俗氏，鸟身人言。秦人由玄鸟的春来秋往，进而注意到动物的蛰眠移徒，植物的生长荣枯。由图腾崇拜演进到发明物候。《吕氏春秋·勿躬》曰：“后益作占岁”，发明了计算年份的方法。后益或作噎鸣，《山海经·海内经》亦有噎鸣生一岁之十二月的记载。物候学与农业生产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观象授时以指导农业生产，为后世传统农业大政之一。这门学科在秦继续发展完善，至《吕氏春秋》总结秦人长期积累的物候学知识，“以月纪为首，故以春秋名书”。作者以十二纪的方式详细记载各月物候，而且与节令相结合，用以指导各项农事活动，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物候历体系，后世月令体农书大体缘此而来。 《尚书·益稷》与《孟子·滕文公上》等有“暨益奏庶鲜食”及“益烈山泽”的记载。以上活动从表面现象看，狩猎色颇浓，其实皆为农业活动之副产品。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烈山泽活动，虽有焚林而猎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与农业开发活动相关。古有烈山氏，长于烧山种田，其子名柱，树艺谷物百蔬，自夏代以上被祀为稷神。益烈山泽，目的是“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其功能首先在于开发土地，烧荒肥田，驱除鸟兽，保护庄稼，然后才是火猎禽兽，以为生活资料之补充。而所谓“奏庶鲜食”，是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新杀鸟兽。斫木表山是平治水土前期的准备与规划工作，同样是导山治水为主，猎获鲜食次之。焚林而田与刊山获猎，随着时代的进步，农业开发的色彩日趋明显。 有夏一代，秦人见诸记载的农业活动有平治水土、凿井、艺稻等。禹代舜称帝后，伯益被封于秦，地在今河南范县东南。伯益后裔，除秦、赵后来西移在晋、陕建国外，其早期活动大致皆在鲁、豫、苏、皖交接地带。这里地处黄河中下游，当时由于河水泛滥，排水不畅，地多沮洳。早期的原始农业遗存多就丘陵阜岸而居。故古籍中多见“九丘”、“九州”、“九山”之称。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夏族发祥于崇山，史或谓鲧、禹为崇伯。原始农业的发生，学术界认为山麓地带是值得注意的地方。这样的地理环境，缘山便采集，濒水宜渔猎，是初始时期种植作物和驯养家畜的适宜环境。但是进入过渡时期以后，人口逐渐增加，山麓地带便日显狭促，随着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垦辟新的宜农环境渐成必然之势。于是便有了凿井、治水的历史传说。井的出现，可使居民向远离江河的山原高地发展；通过治水，可以降丘宅土，促进农业地域向濒河沃野展开。凿井、治水活动，极大地扩充了土地的利用范围。在伯益之前，有黄帝穿井之说，其目的或在于开发地下水源以解决生活用水。伯益作井已为夏初事实，凿井与浚畎浍、治沟洫、溉田亩相联系，井已用诸生产，渐成田制单位。考古工作者在河北邯郸涧沟及河南洛阳矬李遗址发现水井及沟渠遗址，显示出水井不仅用于生活，亦用于农业及手工业生产。鲧、禹治水的不同结果，反映了伯益，后稷部落在治水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鲧治水只把注意力局限于自己的氏族部落范围以以，以邻为壑，堙水壅川，虽然暂时改善了本部落的生存环境，但这是以危害他部落利益为代价的，往往易于引起争端，水患很难以从根本上予以解决，故有鲧害天下、皇天弗福之谓，最后招致羽山之殛。而禹继鲧伯未竟之业，用伯益、后稷为辅佐，把治水活动看作是整个部落联盟的大事，“以四海为壑”，通盘规划，表山刊木，决江疏河，使人民得以去高险，处平土。禹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这里决九川是治水，浚畎浍则不仅是治水，也包括治田在内。后稷佐禹决川浚畎，垦辟农田，予众庶难得之食，发挥了稼穑之长；伯益佐禹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取仪百物”，区划九州，任土作贡，表现了虞衡之才。《墨子·尚贤上篇》云“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佐禹治水，奠定了伯益族在华夏部落联盟中的地位。禹言及治水事亦谓“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尚书·益稷》以益、稷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和治水相关的是伯益种稻的历史记载。大禹治水成功，“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伯益初居之秦，地处河济，土壤肥沃，水分充足，为艺稻之佳境。后汉刘熙撰训诂书《释名》，其释州国云“秦，津也。其地衍沃，有津润也”，所言情形与伯益初封之相契。水稻，乃我国古代主要栽培作物之一。其起源、分化及传播问题研究，素为学术界关注。解放后，有关稻作贵址多发现于江南地区，加上人们囿于南稻北粟之成见，有关伯益艺稻的历史记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中原地区被认为是稻作传播区。近年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整理舞阳贾湖遗址考古资料时，在一些烧土块中发现稻壳印痕，把中原地区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推到了8000年以前。位于淮河上游支流沙河故道旁的贾湖遗址，是一处裴李岗文化遗址。时属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遗址以发现距今8000余年的粟作文化而著名，而贾湖遗址栽培稻的发现说明中原地区稻作与旱作历史同样悠久。考古专家通过对贾湖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骸的分析，认为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黄淮地区，其年均温度和年降水量可能与现在的长江流域相似。贾湖周围应是森林草原湖沼景观，自然环境宜于野生稻生长及水稻栽培。他们通过对出土稻壳印痕的扫描电镜观察并与现代稻壳进行形态学比较，认为贾湖稻属栽培稻无疑。这次在贾湖遗址发现栽培水稻遗存，为我国农业史研究以及环境和气候变迁的关系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并促使人们对我国水稻栽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以上考古发现为伯益种稻的历史记载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和大禹治水、开发草莽沼泽、利用卑湿沥涝相联系，当时中原地区沟洫农业相当发展，伯益时斯的稻作水平当已大大超越了原始农业阶段，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伯益艺稻，以就卑湿，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开发是有决定性意义的。伯益种稻与后稷植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推动了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使该地区形成了较高的农业文化，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