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交通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交通的进步，实际上成为秦汉文明创造的重要条件之一。 交通进步为秦汉政体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秦人久有重视交通的传统。秦始皇能够实现统一，其实与秦国在交通方面的优势不无关系。秦王朝将中央政府统一规划的交通建设视为执政要务之一，除了“决通川防，夷去险阻”之外，还由中央直接主持，“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全国交通网的基本形成，成为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王朝施行统治的重要条件。 汉代帝王也同样将交通建设看作执政的首要条件。汉武帝时“治南夷道”、“治雁门险阻”、“通回中道”等事，都录入《汉书》帝纪。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汉书·王莽传上》），汉顺帝“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后汉书·顺帝纪》）等，都说明重要交通工程往往由最高统治中枢规划组织。 在汉王朝开边斥地的事业中，交通的意义尤为显著，对朝鲜和南越的战争都以“楼船军”为主力。西南地区的开发，亦以“通西南夷道”为基础。汉武帝大修马政，使军队的交通能力显著提高而后方的军需供应亦得到保证之后，终于出师击败匈奴。交通建设的成就，使大一统帝国统治的广度和强度均达到空前的水平。 秦汉时期交通系统的功能对于政治稳定的意义，还表现在其效率之高，可以使中央政府的政令能够迅速及时地传达到各地基层，因而大多可以有效地落实。政务军务紧急时，还可以通过驿传系统提高信息传递的速度。赵充国自金城申秦军事计划至汉宣帝批复后颁下，往返不过7天，驿递行速达到每天400公里以上。《汉旧仪》关于汉代驿骑传递的形式，也说到“昼夜千里为程”的行程定额。 驿传制度曾经是中央政府良好的行政效能和坚强的统治力量的交通保障。而东汉末年，随着交通系统的衰落，政府的行政效能也相应受到影响。 交通进步为秦汉经济的运行提供了便利 自秦汉大一统体制建立之后，政府移民实边，而“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史记·货殖列传》），生产与消费都冲破了原来的地域界限。所谓“农工商交易之路通”（《史记·平准书》）的经济形势的形成，也是以交通建设的成就为条件的。 云梦睡虎地秦简《田律》中有政府要求各地及时上报农田降雨、受灾以及作物生长情况的内容，规定近县由“轻足”专程递送，远县通过邮驿系统传送，必须在限定时间内送达。中央政府于是可以凭借交通条件，严密注视生产进度，进而实施必要的管理与指导，进行具体的规划与部署。例如汉武帝元府狩三年“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汉书·武帝纪》），汉安帝永初三年“诏长吏案行在所，皆令种宿麦蔬食，务尽地力”（《后汉书·安帝纪》）等，都是政府利用交通条件进行生产鼓动和生产组织的史例。交通运输的进步，也使各经济区融入“财物流通，有以均之”（《盐铁论·通有》）的经济共同体之中，经济意义上“海内为一”（《史记·货殖列传》）的局面终于形成。 在以发达的交通条件为基础的这种经济体制下，当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时，政府可以调度运输力量“转旁郡钱谷以相救”（《汉书·元帝纪》），同时统一组织安置灾民。正如《盐铁论·力耕》所说，“均输之物”的作用，“流有余而调不足”，“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 秦汉时期交通成就对于经济发展的有力推动，突出体现为商运的空前活跃极大地促进了物资的交流，“农商交易，以利本末”（《盐铁论·通有》），因而使得经济生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当时，“富商大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汉书·食货志上》）。以繁忙的交通活动为基础的民间自由贸易，冲决政府抑商政策的重重阻遏，对于秦汉经济的繁荣表现出显著的历史作用。 交通进步为秦汉文化的发育创造了条件 秦汉的大一统政治环境为各地区间文化的融汇创造了条件，但秦汉交通的迅速改观，尤其是在汉武帝时代交通的发展，为各地区文化的加速融合添了催化剂。汉武帝开通多处交通干线，凿通漕渠，使河渭水运达到新的水平。又打通了西域道路，令汉王朝的威德扬于中亚。发“楼船军”浮海，更是交通史上的壮举。正是在这一时期，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大体完成了合流的历史过程；也正是在汉武帝时代，秦隶终于为全国文化界所认可。《礼记·中庸》说到“天下车同轨，书同文”，秦始皇曾经有“车同轨，书同文字”的政治宣传（《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而文字的统一，其实到汉武帝时方得实现。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的文化政策，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中国文化史从此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转变的完成，也是与几代学人千里负笈、游学求师的交通现象有关的。 尽管汉武帝时代交通建设的成就为统一的汉文化的发育创造了条件，但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述中仍然可以看到各地文化风情的差异。不过，各地区的文化差异，随着交通的进步已经较前代逐渐淡化。黄河流域在西汉晚期至于东汉，已经可以大致归并为关东（山东）、关西（山西）两个基本文化区。由于各地文化基础的不一致和相互文化交往的不充分，以致两个基本文化区人才素养的倾向也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而东汉以后由于军役往来、灾民流徙、异族南下、边人内迁等特殊的交通活动的作用，进一步加速了文化融合的进程。扬雄《方言》中的某些方域语汇，到了郭璞《方言注》的年代，已经成为各地通语，许多关西关东方言，当时已经混化。到了魏晋以后，中国出现了江南、江北两个文化区并峙的局面。由“关东、关西”到“江南、江北”之文化区划的演变，无疑有交通条件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