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4)01-0123-10 国民即一国之民，是一个群位概念。国民性就是一国之民的共同特性，这种特性指向国民的群体人格。因此，“国民性”又称“国民性格”或“民族性格”，指一个国家的国民或一个民族的成员之群体人格，是特定历史阶段一国国民或一民族成员所普遍具有的思想观念、社会心理与行为方式的共同特征。它赋予民族心理以质的规定性，因此，从本质上说，它是那个民族国家中的社会心理。①在这个意义上，国民性是一个中性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Arthur H.Smith)所写的《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就全面列举了中国人的特点：注重面子和善于做戏；过度节约；勤劳刻苦，但漠视时间；漠视精确；思绪含混；坚韧，善于忍耐，却缺乏同情心；相互猜疑而缺乏诚信；极端迷信，谣言泛滥。其中，既有节约、勤劳、刻苦、坚忍、忍耐等积极的一面，也有好面子、漠视时间、猜疑、缺乏同情心等消极的一面。②但20世纪初，随着对国民性消极一面的放大，尤其伴随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批判，不仅使国民性成为一个流行的词汇，而且也使其从一个中性词蜕变为一个意义消极的贬义词，与“国民劣根性”同义。这就有了20世纪初声势浩大的国民性批判运动与国民性改造思潮。笔者虽不认同国民性就是国民的劣根性，但也深知，即便是今天，国民性改造的任务仍很重要，如同英格尔斯所指出的：“如果在国民之中没有我们确认为现代的那种素质的普遍存在，无论是快速的经济成长还是有效的管理，都不可能发展；如果已经开始发展，也不会维持太久”③。 本文从20世纪初国民性改造运动入手，分析国民性改造没有能够完成的社会条件，指出当前社会转型为国民性改造提供了可能性，进而提出国民性改造的当代路向和教育的使命。 一、20世纪初的国民性改造思潮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样一个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维新派从甲午战争的失败和戊戌维新的破产中惊醒，开始把目光从原先重视器物、制度层面改革，转向思想文化层面，反思国民性的弱点，试图通过改造国民性，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20世纪初期的中国迎来了颇有声势的国民性批判和改造思潮。 最早检视国民性的中国人当属严复。严复发表于1895年3月4日至9日天津《直报》上的著名论文《原强》，正式开启了中国国民性改造的近代征程。在这篇论文中，严复借助进化论的思想，对中西方的文化和人性进行了对比，指出中国“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在《原强》修订稿中，他提出了“新民”的标准：“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拯救民族危亡，“收大权、练军实”只能“治标”，“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则能治本。“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原强》)因此，对中国的变革而言，则应当“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中国如果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便学习西方的技术和制度，也难有成效。从国民性变革着手，或许有望。“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国民性成于教化、教育。他批判旧教育为了猎取“富贵功名”而造成“民智“之低下，倡导西学，主张在学校中教授理论科学和科学方法论。在民德方面，他提倡用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思想代替中国传统的宗法等级制度，进而达到重塑国民人格的目的。严复国民性改造的思想，将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从变器物的表层引向思想文化启蒙和人性的改造，将变法维新推向更深的层次。 梁启超是20世纪初对国民性反思较多的思想家之一。他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时所著的《戊戌政变记》中开始把国家的衰弱归因于国民。他说：“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在1899年的《独立论》中又声言：“不禁太息痛恨我中国奴隶根性之人何其多也”。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积弱溯源论》，提出中国积弱的根源在于全体国民的内在根性。梁启超痛恨的国民性是奴隶性，是一种臣民思想和意识，因此，根治国民的奴隶性，“自除心中之奴隶”，必须用独立自由之思想启蒙国民，培养新型的理想人格。他在1902年之后《新民丛报》上连载了他的10万余字的《新民说》，提出了“新民”的形象：国家意识、权责意识、政治意识、政治能力、冒险精神，以及社会公德、自由理念、自治、自尊，等等。梁启超在《新民说》中非常强调改造国民的旧道德，重建现代伦理价值。他把道德区分为公德与私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④中国旧伦理偏于讲私德，忽视了私人对群体(社会、国家)的伦理关系，缺少社会公德。然公德是“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⑤它比私德更重要。因此，梁启超强调国民的社会公德，尤其强调树立国家意识和群体观念。国家意识、群体的观念，并非否定个人的私德和利益，相反，“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也。”⑥也就是说，只有每个人的独立、自由，才有群体的独立、自由。所以，梁启超也强调新民“自由”“独立”“利己”的人格品质，但不忽视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依然注重利国利群。这是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公民思想的根本差别，使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严复、梁启超等维新派是在一个幕落的封建制度下批判国民性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⑦所以，建设新的共和制度，首先需要批判的是与共和制度不相适应的国民性，确立新的国民性。陈独秀在《青年杂志》(1916年改为《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呐喊“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新鲜活泼之青年”的出现。新青年具有六种人格：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⑧。为了培养这样的“新青年”，陈独秀提出了“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的教育方针，并特别强调以兽性主义教育来改造国民性。兽性主义的特征是“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他要改变中国人过于文弱的状况，使之既“尚文”又“尚武”，成为文武双全的“新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