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的源起 近三年，国内公众舆论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的讨论越来越多，人们尤其关注城乡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媒体和学者们对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否扩大、农村子弟上大学是否越来越难等问题产生了争论，社会学研究者也纷纷采用大规模调查数据来尝试回答这些问题。笔者曾于2010年撰写《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一文(李春玲，2010)，利用国家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考察大学扩招政策实施以来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否有所下降，其结果发现：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不但没有下降，而且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反而有所上升。这一结果在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议，令笔者进一步深思。大学扩招政策之后，大学招生人数持续增长，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倍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农村子弟上大学的相对机会反而下降了呢?为解此惑，笔者进行了一些田野调查，观察到一个现象：大学扩招政策以来，教育领域和劳动力市场发生的变化(如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农民工就业机会多、高考竞争愈加激烈、大学教育成本上升、职业教育机会增加等等)对于农村家庭和城市家庭的教育选择产生了不同影响。部分农村家庭及其子女在初中毕业后(少部分在初中学习期间)放弃继续升学机会，进入劳动力市场；而绝大多数城市家庭及其子女会选择继续读高中，争取考入大学，大学生就业难和大学学费上涨等因素不会动摇他们要上大学的决心。另外，10年前在农村地区大规模推行的“撤点并校”政策对部分农村学生的学习进取心产生了某些负面影响。以集中教育资源和提高教育效率为目的的“撤点并校”政策，的确提升了少数重点学校的升学率和教育质量，但其他的村镇中小学因缺乏资源而教育质量低下，学生普遍学习成绩差，对学习缺乏兴趣，教师对学生放任自流；这些学校的学生、家长和教师都感觉升学无望，以混日子的心态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而后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意味着，教育领域和劳动力市场变化对农村家庭子女是否升高中的教育决策有部分负面影响，而对城市家庭的教育决策没有负面影响，而大学生就业难等因素反而使城市中上阶层家庭加大了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以便帮助子女上更好的学校，从而获得更具竞争力的学历文凭。这种现象使笔者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农村子弟上大学的相对机会下降，可能并非是大学升学阶段的不平等导致的结果，而是初中升高中阶段的城乡差距扩大的后果，即许多农村子女是在初中升高中阶段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如果的确如此的话，想要减少高等教育阶段的城乡不平等，提升农村子弟上大学的机会，就应该把政策调整的重心放在初中升高中阶段。而公众媒体因农村子弟上大学比例下降对高等教育和高考制度进行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击错了靶子。为了检验这样一个假设，笔者想在2010年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扩展，系统考察不同教育阶段(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平等变化的趋势，重点分析近20年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变化的走向，确定是否是初中升高中阶段的教育分流导致大学升学阶段的城乡差距扩大。 另外，笔者2010年的研究建基于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转换数据，这一数据被认为有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而使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受到质疑(参见杨舸、王广州，2012；李春玲，2011)。从数据角度考虑，笔者也一直想采用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数据来检验2010年的研究结论——“大学扩招后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在扩大”。不过，令人满意的数据并不容易获得。由于这项研究采用的是包括多组年龄同期群交互变量的Mare升学模型，因此需要样本规模较大的数据。如果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样本数量较少，会影响交互变量的显著水平，从而影响检测教育不平等变化的准确性。经过了两年的等待之后，笔者有幸获得了符合条件的数据，可以重新检验2010年研究的结论，同时又可以进一步推进这一研究。 出于上述两个动因，笔者采用2006、2008和2011年3个年度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整合数据，全面分析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系统分析由小学至大学的各阶段升学机会的不平等情况，考察家庭背景对个人教育机会的影响，着重观察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年代变化，以及在各级教育迅速扩张时期这些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同时，在理论层面，为了更深入地探讨教育不平等趋势变化的影响因素，笔者还检验了目前国际社会学领域解释教育不平等变化趋势的三种理论假设：工业化假设、再生产假设和文凭主义假设，并对工业化、教育扩张、国家政策变化、阶级结构改变如何影响教育不平等做出了解释。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际社会学研究领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大批学者对各阶段教育不平等及年代变化趋势进行了理论和经验层次的研究分析，而近20年来的研究重点是在教育扩张的大背景之下，考察家庭的阶级地位和文化资本等家庭背景因素以及社会结构性分割因素(如种族/民族)对教育机会的影响作用是否发生了变化，是否导致了教育不平等的下降或维持不变。研究者们主要围绕着三种理论观点展开争论。 第一种理论是工业化理论(industrialization thesis)，研究者称其为工业化假设。这种理论预测，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家庭背景等先赋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逐步减弱，而教育机会竞争将越来越取决于自致因素，从而导致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下降。工业化理论的支持者认为，除了原始社会——那时劳动分工不那么细，且是以年龄、资历或性别来分工，在其他所有社会，职业都是分层系统的基础，尤其在工业化社会，劳动分工日益细化、专业化，以职业的专业技能要求高低而形成了一种职业分层；人们的职业位置决定其社会经济地位，而职业位置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教育水平，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其社会经济地位回报之间紧密相联。基于工业化社会的功能要求——需要越来越多的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去担任相应的职业位置，教育系统不断扩张，并成为一种分层机制，以便把受教育者分配到各种工作岗位上(Lenski，1966；Treiman，1970)。进一步来说，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教育机会越来越取决于自致因素(勤奋努力和聪明才智)而不是先赋因素(家庭背景或性别、年龄、种族等先天因素)。因此，工业化理论的结论是，教育机会越来越平等化——越来越不依赖于家庭背景和先天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