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4)01-0018-06 一、权力 美国政治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其逝世前完成的巨著《权力与繁荣》一书中针对其长久思考的“为什么有些国家是富裕的，而有些国家是贫穷的?”[1]这一问题提出：导致一个国家富有或贫穷的根本性因素并不是资源、人力资本或技术上的差异，而是由于“制度与经济政策，也就是界定国家属性的那些东西”[2]9。奥尔森认为，一个社会中经济的繁荣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财产所有者对财产清晰稳定的财产所有权以及相关权利，二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2]3而这两个条件实际上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那就是合理的权力分配和约束机制。奥尔森认为，虽然满足这两个条件并不能确保完美的市场运行机制，但已经具备了足以使得社会经济繁荣的最基本条件，而这两个条件的实现与社会运行的制度设计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这种社会制度要能够有效地防止政府或者其他团体对私人产权的掠夺，通过保护生产者从事经济活动的利益而激发人们从事生产与商业活动的热情，并因此而导致经济的繁荣，正因为如此，奥尔森将其著作命名为《权力与繁荣》。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也提出：政治自由、经济竞争、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防护性保障等条件共同构成了社会经济繁荣的基本保障和动力。森的观点恰似对奥尔森所阐述的“权力观”从不同角度所做的阐释，二者相互呼应，在某种意义上共同解答了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一个社会的经济繁荣与权力机制的关系。“权力”何以成为解释经济繁荣的关键因素，“权力”与教育是否又有某种“神秘”的关系呢? 传统上，权力既非经济学考察的基本问题，亦非教育学关注的理论视角，而是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圣杯(the Holy Grail)”[2]2。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对权力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在其《理想国》《政治家》《法律篇》等著作中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了讨论，他从“什么是最好的国家政治制度”这个问题出发，讨论了城邦应该由什么人来统治，统治者应该拥有何种政治权力，在何种程度上拥有，行使最高权力的人是否应受到约束等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继续对当时希腊城邦国家的各种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试图发现最理想的国家制度，之后历代西方政治思想家无不对权力在人类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加以论述，权力也因此而成为政治学所研究的核心范畴之一。 然而，随着人类对自身及社会理解的不断深入，学术研究的边界和视域也在不断变化，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分别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发现了“权力”的在场，并沿着各自的研究路径顺藤摸瓜地捕捉到“权力”这一重要因素发挥作用的隐秘方式，经济学在社会经济繁荣的表象下发现了权力机制的决定性影响，社会学在社会诸现象的幽暗背景中发现权力的关键作用，文学在对其合法性的历史考察中也发现了权力之手的影子，权力这一传统政治学殿堂中“圣杯”的光芒似乎照亮了更多学术领域晦暗难解的谜团，“权力”也不再是政治学研究的专属领地，而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公共问题。伯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认为：“权力是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犹如能是物理学的基本概念一样。……社会动力学的诸规律也只能以各种形式的权力来阐明。”[3]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在社会科学中，不能把对权力的研究当成是次要的问题。可以说，我们不能等到社会科学中比较基本的观念都一一阐述清楚之后，再来探讨权力。没有比权力更基本的概念了。”[4]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认为，权力像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种不断流动的能量，在日常生活最细微之处都能发现权力的影子，权力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不仅因为它拥抱一切，而且因为它来自一切。”[5] 权力何以成为影响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基本因素?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需要通过一定的组织方式生活在一起并构成社会系统，除了维持种群生存与繁衍之必要活动，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便是通过何种方式组成社会。社会构成方式意味着某一个体或阶级、集团在社会群体中所处的位置以及拥有的权力，而在社会群体中的位置以及权力则决定着不同个体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机会，这对于每个个体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群居生活所要求的社会关系体系不仅仅存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也存在于动物的社会生活中。美国动物行为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通过多年研究发现在黑猩猩的社会中也同样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对权力的斗争，成年雄性黑猩猩通过武力、联合或斗争的策略获得在群体中的支配性地位，成年雌性黑猩猩也通过微妙的联合、支持或反对的方式左右着群体中的权力结构，这种斗争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一般对动物情感、智力以及社会关系复杂程度的认识，德瓦尔认为就此意义而言，“政治的起源比人类还要古老”[6]。 权力不仅仅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而且是理解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一个关键要素。人类社会生活有一种基本的机制，那就是人与人之间以何种关系从事社会生活，这种基本的机制控制着社会公共生活的运作，这种机制——用罗伯特·H.威布(Robert H.Wiebe)的话来说——就是“规矩”，而“规矩这个词的含义就是权力”[7]。在社会生活中，权力掌控者决定着社会生活的组织结构、利益分配方式、游戏规则、话语权，这种控制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系统和角落，“从家庭到兄弟会、专业协会、地方政治组织，以至国家，处处如此。在家庭一级，岳母与女婿，婆母与儿媳间的冲突具有典型意义，其实质也是一种权力斗争，即保护一种已经建立的权力地位，反对建立新的权力地位。……工商业之间的竞争、业主与雇工之间的纠纷，往往不是为了经济利益，有时甚至主要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了互相控制或控制他人，也就是说，为了权力。最后，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民主国家，从地方到中央，其整个政治生活就是持续的权力斗争。”[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