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11月1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时隔两个月，根据教育部网站上发布的201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新闻稿中，袁贵仁部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三中全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建立科学规范的治理体系，形成高水平的治理能力。要围绕教育治理体系改革、教育治理能力提高，深化教育综合改革；通过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实现教育事业科学发展；通过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更好地促进教育公平、调整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根据上述文件内容，可以明确未来中国教育改革除了在具体领域的举措与具体教育问题的解决之外，还会在教育治理与教育政策决策上有深层的变革与切合时代发展的更新。在这些文件中，“现代化”、“科学”、“治理”等字词频现。那么何为现代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深化教育综合改革需要的科学思路和方法是什么？其实有关政府政策决策的现代化与科学化在我国已不是新论。如何利用政府本身的学习机制，在尊重认可既有决策与治理经验的价值上逐步更新推进然后发展出现代而科学的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今日所提的“现代化”与“科学”又需有何种新意？既有学术研究可以贡献什么思路来开启这一类基础问题的思考？笔者试图通过政策研究学界已经讨论渐趋成熟的“以证据为本”理念，结合大数据与公共政策的讨论，提出从信息数据到政策证据的视野转换。这可作为实现在我国既有的本土决策经验中更新并发展到现代教育治理制度与能力的一种思路选择。 教育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是我国教育政策制定与行政决策中一贯提倡的重要原则。无独有偶，欧美近十多年来在政府决策与教育政策研究领域兴起的“以证据为本”的政策潮流与这“两化”原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与普及，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新型现代政府治理与决策已然成型。在教育领域，随着大数据发展而带来的教育政策研究与决策的“以证据为本”之趋势亦渐明显。近年来中国上海参与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的PISA研究就是通过多维度、多层次、多群体、多因素巨型数据分析来影响教育政策的典型例子。[1] 一、中国传统决策治理模式的基础与大数据时代挑战 我国有关决策现代化的呼吁与改革由来已久，但是其落实却一直不够理想，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的“两化”原则被反复强调。1982年党的十二大尝试从党内政治生活的角度提出要决策体制改革；1986年7月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中终于第一次对“决策科学化”做了专题性的讨论，确定了决策体制改革当以“决策科学化”为定义，万里同志提出实现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任务。自党的十三大报告，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就成为我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政策决策机制的基本原则。自十六大以后，这种决策机制更加细化与操作化，决策的制度化、专业化、专家参与、公示与听证制、论证制与责任制等都逐步进入中国的政策过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提出在简政放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治理的改革中，决策科学化成为了科学宏观调控、构建阳光权力运行体系、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等跨时代改革举措的一块基石。 政策决策科学化虽然不断被提及，但是很少有明确的定义与讨论来确定何为“科学化”或者“科学性”。在目前国内的政策研究学虽然发展兴盛，但亦很少抓住这个具有深刻本土意涵的概念深入发掘其意涵。传统上，“不科学”的教育政策制定通常被形象地称为“拍脑袋”，实指在政策制定与形成过程中无视现实情况而只是由拥有决策权的人简单地以自己有限的理解、假想、推测来取代全面的调查、论证和科学的判断。中国的决策科学化则是希望针对于这种“拍脑袋”式决策的矫正式做法，强调全知全能、完美理性的调查、论证、判断的科学决策。在我们传统的政策过程中还是有一定的调研过程与调研报告形成支持政策决策的基础。在以前不强调分权化的中央集中管理体制中，这种有一定调研过程与调研报告支持政策决策的机制也不总是失灵和失败的。但在目前整个公共管理体制倾向于简政放权、地方化、强调以民为本，而且也有了更多的数据基础之后，传统上依赖调研、座谈、集体决策等环节的决策内涵与模式就面临重大冲击。现代的政策决策情境变得零散、即时、多元、高效、业务量巨大，又受到动态的民意和复杂社会环境的影响。如若还是依赖传统的长周期且受限于组织制度建设和机械化处理数据的行政程序设计来进行决策与治理，决策的效率与有效性将受到质疑与挑战。 2008年google十年纪念创生了“大数据概念”。今天的社会与政府治理不仅处于“大数据时代”中，而且必须面对大数据时代催生的新的理解世界和决策的视角。[2]随着信息网络的发展，种类多样(variety)、增长迅速(velocity)、且体量庞大(volume)的信息都在实时地产生与被记录着。作为处在社会决策地位且是数据处理中枢“大数据”的国家更需要具备搜集、提取、处理这些数据的领导力，将大数据时代给治理与政策决策带来的危机化为机遇。 在教育领域，大数据概念也已经开始实质性地应用于教育政策研究与实践中。在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技术办公室2012年4月10日发布的《通过教育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改进教与学：问题简介》中指出，在教育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将开始应用大数据。[3]澳大利亚政府推出的“我的大学”(My University)项目，通过大规模实时在线数据，将那些与学生和家长评价相关的本科到研究生的课程和大学排名与政府政策挂钩。另外OECD长期以来与各成员国在教育数据库上的工作也显示出现代教育政策有可能会处处都受益于这些经科学研究处理过的大规模数据证据。这种数据观念已经超越传统的相对粗糙的统计数据，强调更精细化捕捉各个层面的变化数据，以及由数据展现的复杂相关与因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