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应试教育成为众矢之的，人们群起而攻之之时，我们不能忽略了另一种危及教育的现象——“文凭”教育。应认识“文凭”教育的弊病与危害，并破除之，科教兴国的路子才会更宽广、更平坦，中国教育也才能有更大的成功和成就，也才能更健康地发展。 蔡元培先生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曾写道：“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后，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 蔡先生八十年前所描绘的一幕，并没有成为历史，而依然是我们身边鲜活的现实，亦或是历史往往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教育的目的不是文凭，这是毫无异议的。于学问无兴会，文凭高了，学识水平却没高上去，对于学生素质的提高又有何利益可言呢？ 仅以指定的几本教材，仅以一两次的考试，去定格文凭或看一个人的水平，是有欠公允的。那实在无异于“管中窥豹”、“盲人摸象”，难免偏颇，失之疏漏。 钱钟书在《围城》里对文凭有过独到的见解和精彩的论述，颇可一鉴。“方鸿渐受到两方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可是现在要弄个学位，无论自己去读或雇枪手代做论文，时间、经济都不够。就近汉堡大学的博士学位，算最容易混得了，但也需要六个月。” “混文凭”是文凭教育的特有现象，也是教育不该有的不良现象，其原因是复杂的。我们现在的社会似乎是个“文凭”社会，有了文凭就有了一切，没有文凭就一切没有。这一点只要看看各种招聘启事就够了。 蔡先生对“文凭”教育的忧虑不无道理。“文凭”教育的大兴之时，就是中国教育的没落之日。因为那偏离了教育的真正目的，且与之背道而驰，南辕北辙，不利于教育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更不利于科教兴国战略的落实。 金庸出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时，曾回忆30年代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对他的谈话，说“一个人求学不一定要有学位，在哪里都可以做学问。”华罗庚到剑桥留学，数学家哈代托人转告华罗庚，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在两年内获得博士学位，而其他人通常要用三年时间才能得到。华罗庚却说：“请转告哈代先生，我是为了求学问才到贵国来的，我不是为了学位而来，你们只要能给我机会，让我到贵校的图书馆里看看书，允许我听听课就行了。”据说水稻专家袁隆平在西南农业大学没有拿到文凭；世界首富、美国电脑巨子比尔·盖茨也没有拿大学文凭。虽然个中原因不同，但他们求实学是一致的。华罗庚、袁隆平、比尔·盖茨要拿文凭是没有问题的，可他们不在意。文凭于他们来说是额外的，有之是锦上添花，没有也无伤大雅、无关大局。 竺可桢、华罗庚的观点，袁隆平、比尔·盖茨的做法，都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在中国教育长足发展的时刻，在跨世纪之际，我想中国的教育对文凭的热衷应淡化一些，“降降温”才行。否则，这将在教育史上留下重大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