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教育学”概念在中国的变迁，属于教育学正本清源的基本工作，对勾画中国教育学的知识谱系、理解中国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教育学”这一概念究竟如何在中国形成，已有研究虽有简介，指其来自日本，[1]但鲜有系统的深究。这直接导致人们至今对什么是教育学的回答“不仅莫衷一是，甚至可说基本上还是大惑不解的”[2]。有鉴于此，笔者试图置身于历史事实，在汉语的语境中，对教育学概念在中国的早期形成进行研究。 一、“教育学”概念形成的历史背景 “教育学”一词在中国的出现，与中国近代以来所面临的社会危机与知识制度转型紧密相连。它既是学术转型中引进的“西学”的一种，又为师范学堂所用，是挽救民族危亡中具体的一环。 (一)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形态转型的需要 中国学术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一个与中国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较为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国现代学术整体萌发于戊戌维新时期，[3]教育学亦是如此。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此事对公众意识所产生的刺激比以往任何一次对外战争的失败都要大，”[4]国人强烈感觉到西方的强势和中国的劣势不仅表现在军事上和物质上，更源于其优势的学术、教育和政治体制。此时国人对“西学”的理解，已经不仅仅是19世纪70年代、80年代以工艺制造为主的“西艺”，还包含了以西方自然科学为主的“格致之学”和以西方社会科学为主的“西政”。国人对“西学”认识的深化，引发了西方各种“西政”之学的大规模介绍和“西政”之书的大量翻译出版。 在西学传播渐成强势的背景下，西方近代学科分类体系及知识系统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戊戌以前，西方现代自然科学许多门类知识都曾得到传播，而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只有法学、经济学和西方历史的有关知识有过一定介绍。到戊戌时期，西方各门新式科学开始得到较具整体性的传播。特别是由于学制问题的凸显，部分官员已致力于从日本引进较为完整的现代分科设学观念。在这方面，不少应时而生的书目起到了积极作用，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和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新政时期，西学是“分科治学”的观念开始确立。新式学堂教育尝试分科教学；各种杂志亦根据西学的知识系统开辟分科栏目，宋恕、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等皆不同程度接受西学分科的观念，并尝试用分科的观念重新梳理本国的学术。在此期间，在以往引进西方各种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包括“教育学”在内的重要人文社会科学等新兴学科开始萌动了引入和建设的自觉。 在此过程中，作为学术载体的大量新名词和新术语也假道日本来到中国。1905年，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描述了这一现象，“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矣。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5]。自戊戌时期始，新名词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新概念，如教育、民权、自由、民主、社会、民族、师范等，在以《时务报》为代表的维新派报刊中得到较大范围的传播。[6] 1868年开始，日本的明治维新利用西方教育的概念、制度和方法，从根本上重新确立了国家的改革方向。在中国人眼中，日本成为依赖教育进行国家改革的典范[7]，成为中国的学习对象。日本的改革经验开始被翻译、被介绍，报刊文章、书籍开始发表。同时，来自日本的“东学”在中国的传播达到高潮，西方各科术语也假道日本来到中国，得到大规模的传播。“教育学”一词作为西学门类的一种被引介，在近代知识系统中开始占有一席之地。 (二)师范教育兴起和发展的需要 对于清末的国人来说，“教育”除了是需要引进的“西学”，更是改造现实的重要手段。甲午后，在民族危亡面前，“人才”问题成为各阶层的共同焦点，“兴学育才”成为“自强之要义”。[8]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康有为的《请开学校折》、严修的《贵州学政严修奏请设经济专科折》和《总理衙门、礼部遵议开设经济特科折》、李端棻的《奏请推广学校折》等文本在甲午后流传甚广，并为广大士人所认同。梁启超在设想“兴学育才”可能遇到的问题中，涉及兴办新教育的师资问题，在《变法通议·论师范》中比较早地提出了在中国创办师范教育的问题。1896年，《论师范》作为《变法通议》的一篇发表在《时务报》上，影响了一大批苦于寻求中国出路的知识分子。但因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师范教育未及在中国实践。 1901年9月，清政府诏令各省、府、直隶州及各州、县将书院改设为大、中、小学堂。与戊戌时期的思想铺垫相应，开办师范学堂作为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被提上议程。1904年，报刊恰切地形容了当时国内改革的情状：“今日中国之言革新者，不论保守党、进步党、急激党，莫不公认教育为当今唯一之问题。即教育而论，不论官立学堂、民立学堂，莫不公认师范为当今唯一之急务矣。”[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