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体与政道：中西政治分析的异同》一文中，王绍光致力于摧毁长期以来支配政治分析的西式“政体思维”，并重新挖掘与寻找中国式政治分析的范式和理论思路，从而为解释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与变迁开拓出一条新路。这一新的范式和思路的核心，就是用“政道思维”来取代“政体思维”。对于“政体思维”和“政道思维”这两个新的概念，王先生作出了一些界定与论说。他认为：“西式政体思维重政体”，按照这一思维，“一切问题都与政体相关，诸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腐败、幸福等等，不一而足。政体好，其他都会好；政体不好，其他都好不了。欧美、印度的政体好，因此，那里不管存在什么问题，长远来讲，它们的问题都可解决；中国的政体不好，因此，不管取得了多少成就，长远来讲，都是靠不住的，迟早必须转换跑道。这种思维方式叫政体思维；它往往导致政体决定论。”这种政体思维甚至隐含着一个未加言明的根本假设，即“政权的形式决定政权的实质”。而且，政体思维在进行政治分析时，“关注的只是政治秩序的形式”[1](p.75、76、86、119)。由此看来，王绍光所定义的“政体思维”，大约是指追求乃至极力执著于“政体解决”的那种政治思想观念和政治分析方式，即“政体思维”高度重视政体，认为政体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或者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前提，甚至以为“政权的形式决定政权的实质”。简单地说，“政体思维”其实就是“政体决定论”①。 而“政道思维”则以中国的“政道”概念而非西方的“政体”的概念为灵魂，它探求的是“政治体制的目标与途径”，其“着眼点是政治秩序的实质”。所谓“政道”，包括“治道”和“治术”两个部分：“治道”指治国的理念，是政治的最高目的或“政治体制的目标”；“治术”指治国的方式或实现政治目标的途径，如各种制度(包含政体)、措施、方针、政策、方法等等。虽然“政道”之中也有制度，制度之中亦包含政体，“但制度只是政道的一部分。因此，中式的政道思维不会陷入制度决定论，更不会陷入政体决定论”。在王绍光看来，以“政体思维”进行政治分析，显然存在着不少弊端，甚至根本上是不对的。职是之故，“摒弃狭隘政体思维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吗？”用王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进行政治分析时，应当“把西式政体的视角换为中式政道的视角”[1](P.76、89-91、119)。 王绍光的这一尝试，的确立意高远，而且发人之所未发，催人反思和追问。其端正学心、拯救学理、教诲学人和嘉惠学术的急切心情，也跃然纸上。②但是，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提出的不少观点以及对一些材料的处理，就不免显得有些匆忙。 例如，王绍光在论文的“结语”部分中认为，从近代开始，尽管政体思维已传入中国，但中国本土的一些政治思想家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政道思维来思考问题”。其中，梁启超就是摒弃其“政体思维”并转向“政道思维”的一个重要典范：在梁启超政体思想的演变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从“政体思维”到“政道思维”的根本性转变。对此，王先生在两页多的篇幅中作出了一个总体性的论断和论证：“梁启超是最早把政体思维引入中国的思想家，但他最终转入政道思维”[1](p.114)。这一论断和论证概括性很强，并勾画出了梁启超政体思想的生长与演变历程。而王先生正是以梁启超这个从“政体思维”到“政道思维”转向的典型，为自己倡导的“政道思维”张目。 但是，对这个总体性的论断和论证，无疑需要进一步追问：一方面，的确是梁启超最早把“政体思维”引入到中国的吗？另一方面，他是否最终又背离其“政体思维”而转入了“政道思维”？ 本文试图对上述第二个问题进行辨析。笔者将从两个方面予以展开：(1)简要阐明梁启超的“政体思维”是什么？(2)王绍光所谓梁启超最终从“政体思维”转入“政道思维”的论判，是否能够成立？不过，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完全重现梁启超政体思想的基本问题框架与演变轨迹，而是主要紧随王绍光的行文与逻辑，以及其所涉及的材料和论述进程，看一看他怎样解读特别是怎样误解梁启超的“政体思维”，从而澄清和还原梁先生政体思想的一些本来意旨。为此，本文不可避免的作法，是将梁启超的原著及其关键段落与王绍光的引证、判断进行比较，并讨论相关的语境和文献。 一、梁启超的“政体思维” 梁启超对政体问题的论说，大约始于1896年的《古议院考》。在这篇自称为“游戏之作”的论文中，梁先生认为议院之意在于“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法分，则事易就。二者斯强矣。”但梁先生一方面将这种议院视为西方诸国强国之本，另一方面却又说中国因风气未开、民智未成而不宜马上开议院，故“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2](P.61-62)。其后的《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1897年)、《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1899年)、《各国宪法异同论》(1899年)等，则主要是介绍政体学说、政体分类及其嬗变，以及一些国家的宪法对于政体的设定，也未明确谈及对政体的褒贬取舍。所以，王绍光论断梁氏的“政体思维”，主要以其1901至1902年的论著为材料。 那么，梁启超的“政体思维”又是怎样的一种政治分析方式？王绍光谈到了梁先生运用政体概念进行政治分析时所提出的三个观点：一是颂扬“自由民政者，世界上最神圣荣贵之政体也”[3](P.462)。二是说中国数千年“至今不能组织一个合式有机完全秩序顺理发达”的良好政府，原因在于“无政治能力”，而“无政治能力”的原因在于专制政体，即“吾国民以久困专制政体之故，虽有政治能力不能发达”[4](P.729)。③三是认为：“然则为国民者，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5](P.794)，必欲除之而后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