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90年代的西方社会科学文献中，也许没有比后现代主义更流行和更争论不休的题目。一些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者企图损害西方科学和文明的基础；另一些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能使社会科学摆脱危机。 “后现代主义”术语没有统一的解释。它被属于各种不同哲学流派的社会科学家积极地用来说明现时代的特点，而这种情况使政治思想的研究者迷失方向。现在，在西方学者中间进行着关于可以把谁和不能把谁列为后现代主义者的争论。 后现代主义的根源 产生后现代主义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原因——从哲学、伦理学和美学的角度解释20世纪末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发生的复杂变化的需要。 许多政治学家认为，主要西方国家发展的特点是：它们进入了后工业社会时期，自由民主主义和与之竞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长期对立以前者战胜后者而告终。 西方政治学家提出了社会（特别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不可控制性的论点。三方委员会的一个报告分析了这个论点。报告指出，政府民事活动能力下降，政治家责任心差，缺乏对领袖的社会监督。这一切证明，西方的国家体制不能恰如其分地反映时代的挑战。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政权应当如何组织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过去，人们在宗教、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中寻找自己的目标……新教使个人意识神圣化，民族主义设定了公民平等，自由主义论证了以意见一致为基础的有机政体概念。而现在……我们成了宗教没落、民族思想削弱和阶级思想消失的见证人”[1]。 后现代时代的特点是：国家和人民的相互依赖关系增长，全球问题尖锐化、由两极世界向多极世界过渡、产生了一些新威胁（恐怖主义、毒品交易、核扩散、宗教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等）。同时，全球核战争的威胁消失了，世界最大强国之间的合作不断加强，民主原则明显地扩大了在全世界的影响范围。 全世界的政治学家都承认后现代时代与现代时代的不同特点，但他们的科学解释则取决于作者的学派和世界观立场。例如，F.福山认为，后现代时代意味着历史在其经典意义上的终结和在世代无目的的交替形式中的继续，这种交替使人想起黑格尔的“恶无限”范畴[2]。“批判理论”的创造者J.哈贝马斯则认为，后现代时代意味着必须根本改变现代社会的原则和在现代条件中运用这些原则[3]。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人和社会的按基本质起教育作用的理论，以相信理智、科学和进步为基础，在集中营、宗教战争和生态灾难的时代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威信[4]。他们坚持必须运用崭新的方法研究历史和现代问题。 产生后现代主义的第二个原因——对实证主义危机，特别是对结构主义危机的反映。这一危机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明显地反映出来。这是贝哈马斯“批判理论”形成的先决条件，也是后现代主义形成的先决条件。“批判理论”的目的是要恢复分析社会政治问题的标准方法，而后现代主义是极端非理性主义和不接受理论的抽象和综合。后现代主义者最先指出，把社会过程过分形式化是结构主义和系统方法在社会科学的主要危险。 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是：F.尼采的著作、对理论知识可靠性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实用主义者（W.詹姆斯）的著作以及一些心理语言学家和语义学家的著作，这些学者认为，词和术语不反映现实生活，而只反映声音之间的差别，只是人们之间为了方便而签订的协议的结果。 战后西方造形艺术、建筑艺术、文学、电影艺术中的各种非理性主义流派，对后现代主义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这些流派认为理性的全面统治导致非人格化和异化的古怪形式，他们为了表现反对理性的全面统治，特别注意人的内心世界、人对周围现实情况的主观看法和个人感觉。正是在这些领域产生了作为哲学-美学观点一定体系的后现代主义。 在社会科学中，后现代主义产生于70年代的法国，稍后流行于英国、某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并传到了美国。到80年代末，后现代主义在美国左翼自由主义昌盛的大学中心有不小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占领了”西方政治科学的某些权威出版机关（如《International StudiesQuarterly》——国际研究联合会的官方杂志）和一些出版社。 在某些西方国家中，后现代主义也受马克思主义人士欢迎，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晚期的意识形态危机和文化危机的佐证。 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 后现代主义的特点是极端非理性主义和对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后现代主义创始人之——美国哲学家R.罗蒂批判了现代社会科学所依据的唯理论的认识理论，认为唯理论的主要论点——“人的知识反映自然界中发生的事物的本质”——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不可能为认识主体创造绝对中立的条件，以保障知识的客观性。“分析哲学”的拥护者经常被一些在他们看来解释世界的新理论所吸引，但实际上这些理论和以前的理论同样是错误的。 罗蒂认为，“摧毁分析哲学”是他的主要任务。“修辞哲学”应当代替“分析哲学”。“对话一谈话”的相对主义原则应当成为“修辞哲学”的基础，这种方法的实质在于，新的知识不产生于认识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中，而产生于个人关于某个问题的意见和观点的对照过程中。罗蒂及其拥护者认为，无论如何不能认识真理，但借助对话方法还是可以提供关于真理的多少“近乎真实的解释”[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