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对德系资源的比较接受及其相关教育理想

作 者:
叶隽 

作者简介:
叶隽(1973- ),男,安徽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德国文学史、思想史、中西文化关系史研究,E-mail:yejun54321@126.com,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教育学报

内容提要:

1870年前后生人一代的原生代知识精英中的代表人物的共通之处,是留日的王国维与留欧的蔡元培对作为瑞士文化代表的裴斯泰洛奇教育思想的接受。他们对康德、包尔生的共同关注,可凸显出他们共享的德系资源背景。但两者又有不同,王国维对歌德、席勒、裴斯泰洛奇的接受路径区别,凸显出那代学人在面对西潮东来时的教育学意识与元命题辨识能力,他对裴斯泰洛奇的教育思想与成长小说的双重关注,更显示出其不俗的艺术鉴赏力和启蒙情怀的良好结合。相比较中国传统的有教无类概念,教育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概念,在西方有其独立的学术传统。蔡元培作为留欧学人之代表之接受德系教育资源,初则在意赫尔巴特、福禄培尔等更具有制度建设功用的思想者,后则对包尔生代表的德国大学观和伦理思想发生浓厚兴趣,而对裴斯泰洛奇这样的人物却甚少提及。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既与其学术兴趣点有关,也与其职业生涯相关。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3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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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519,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3)03-0118-10

      就现代中国的发展进程而言,从传教士到留学生,乃是具有枢纽型意义的主体之迁变。这一点从各个角度来印证之,似乎都符合若节。就西学东渐而言,19世纪较之前的重大变化之一,就在于新教传教士之崛起,以及他们对西方知识的系统性、学术性的介绍和推广,并因其在中国场域的积极活动而深刻介入了现代中国的形成历程。在此过程中,德风东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不仅因为对于日本这个亚洲领头羊,德国烙印至深且规定了其行走路径,而且因为通过日本中介,使得中国同样深受影响;更因为德国之崛起,在西方的整体语境中(主要是欧洲)是一种强势与异体出现,是特别值得关注的文化史现象。以王国维、蔡元培等为代表的那一代知识精英,因其机缘巧合,或因借助东渡与日文之便,或直接留学德国或欧洲,进而得窥以德意志为主的欧洲精神世界并援为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欧洲知识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而介入了现代中国的精英规训世界。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对于王国维、蔡元培那代中国现代学术的原生代知识精英来说,如裴斯泰洛奇这样的人物,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①

      一、王国维对德系资源的“教育关注”及其对歌德、席勒、裴斯泰洛奇的接受

      掀开了20世纪的新篇章,似乎也意味着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以一种更为强烈的方式进入现代中国。王国维这代人之留日,在当时或仅被视作等而下之的“镀银”而已(留学西洋才是镀金),但对于现代中国的学术史和思想史却具有极为关键性的意义,需要特别予以揭出。当然,留欧浪潮虽然远比不上留日之汹涌,但其潜脉暗流,始终保持着一定之线索与规模。蔡元培则可以纳入这样一种背景中来考察,因其先后留学德、法,虽然地域有区别,但就西方现代性之接触来说,则更能接近本源。

      王氏之所以关注到裴斯泰洛奇,至少可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其一,教育是王氏关注的核心要义,他之译介西方知识,颇多选取的是教育家的角色,这是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其二,他因主持《教育世界》编务,需要尽可能借助西方知识资源来补充自己的学术资本,尤其需要尽快“即学见用”;其三,他关注德国诸哲人、诗人,爱屋及乌也好,思想关联的必然性也罢,这都导致他的可能通向裴斯泰洛齐之路。王国维说过这么一段话:

      以中国之大、当事及学者之多、教育之事之亟,而无一人深究教育学理及教育行政者,是可异已。以余之不知教育且不好之也,乃不得不作教育上之论文及教育上之批评,其可悲为如何矣。[1]

      我们若深入王国维的内心世界,当理解此言非虚,他的主要兴趣仍在于文学、哲学方面,虽然日后涉猎甚广,在甲骨学、史学、诗学等诸领域均建树非凡。但就教育问题而言,他之涉猎之广、见地之深,其实少有人及。他说自己不懂教育,或则过谦,但对教育学没有深入的学术探究则确为事实。不过,那代人的好处也正在于此,恰恰是由于没有学科建制的过分束缚,所以才能放胆驰骋、别出手眼,得出自己思想发展的自由之路。王国维、陈寅恪等都应该算是典型的例子。

      作为诗人的歌德,自然早为中国知识界所关注到,如李凤苞、辜鸿铭等对歌德都有所介绍,但歌德进入中国的公众视野则还需要等到20世纪初期,诸如赵必振依据日人编本所作的《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之“可特传”(歌德传)[2];但作为教育家的歌德,则甚少有人关注,更不用说是进行深入研究了。但我们必须注意到,王国维是特别有心之人,恰恰是他,关注到歌德、席勒等一批德国精英人物,而且能够以“教育关注”为中心,梳理出一条清晰可见的线索,其眼光之高、感知之锐,真可谓一代大家。歌德是个教育大家,这一点关注者凤毛麟角,虽然也有论者梳理其“教育思想”,可泛泛而谈是一回事,真正能把握其思想精义则又当别论。王国维特别强调席勒作为教育家的意义,撰《教育家之希尔列尔》[3]一文称:“希尔列尔,世界的文豪也。以其伟大之性格,深远之性情,发之颇歌、戏曲,而为文学界之明星皓月,此固尽人知之矣。自教育之见地观之,则世界之读其著作者,实受其深远广博之感化,谓彼与格代相并,而为教育史上之伟人,非拟诸不伦也。”[4]169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王国维的认知是相当通达的,即便是作为世界文豪的歌德、席勒,也被他纳入教育史之伟人轨迹考察。

      王国维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席勒的教育家的意义,即审美教育的思想意义、戏剧教育的道德意义、学术教育的实际意义。其语言虽短,但极为精辟而切中要窍,真是大家手笔。

      首论其美育思想,认为:“希尔列尔,以为真之与善,实赅于美之中。美术、文学,非徒慰藉人生之具,而宣布人生最深之意义之艺术也。一切学问,一切思想,皆以此为极点。人之感情,惟由是而满足,而超脱;人之行为,惟由是而纯洁,而高尚;其解美术、文学也如此。故谓教人以为人之道者,不可不留意于美育。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即其三十四岁时,曾以书简之体裁,著一美育论。其书大旨,谓不施美育,则德育无可完全。……若夫由人道之发展上而主张美育者,不得不推此世界大诗人矣。”[4]169应该说王国维真是知音,他将席勒的思路如此概括,人类求知的两种基本方式,即学术和思想,都与文学、美术挂钩,而且充分肯定了后者作为人类精神结构中最高的艺术之地位;而最后之归位,则特别厘清美育、德育之关系,这足见其人虽为学者本色,但其认知方式则有相当超越的通达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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