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当代西方文论热”在中国已经风行三十余年。三十年间，当代西方文论在中国获得极大推崇，俨然成为众多理论家、批评家顶礼膜拜的金科玉律。一些人，言必称欧美，开口德里达，闭口后现代。甚至一些西方文论中的非主流思潮，引介到国内后也被过度夸大，受到热捧。 在批评界，当代西方文论影响更为深远。翻检时下的批评文章，小到具体的概念、名词、术语，大到文艺批评切入的角度、阐释的方法、立论的逻辑，乃至文艺观念、文化立场、审美取向等，大多是西方的舶来品。中国批评家已经习惯于驾轻就熟地操持一整套西方话语，游刃有余地运用一系列西方评判标准。由此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部作品好不好，中国自己的读者和观众没有发言权，中国的批评家说的也不算，而是要用西方的评判标准来衡量。中国文艺的话语权不在中国人的手中，而是掌握在西方理论家和批评家的手里。 应该说，新时期以来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引进和推介，推动了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但是，总体上讲，当代西方文论是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孕育而出的产物。这一特殊的生成语境，决定了当代西方文论带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文化特色，也决定了它自身无可避免的问题和无法超越的局限。长期以来，在盲目崇拜情绪冲击下，我们对此缺乏有效的辨析和清醒的认识。这对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危害极大。基于这个考量，本文对当代西方文论的问题和局限做了一些新的辨析。 一、“向内转”与悖离社会和生活 艺术来源于生活，现实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永远的根柢和源泉。这是对文学艺术根本规律的揭示。文学艺术表达创作者的主观心理和意识，但归根结底，是客观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反映。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也变得更加隐秘和复杂，但是从根本上说，文艺与生活的源流关系不能混淆，现实生活和文艺的紧密联系无法割裂。在这一点上，对自律性、纯粹性和超验性的过度强调，导致当代西方文论不可避免地陷入理论误区。 从19世纪后期开始，西方知识分子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和绝望，纷纷从公共领域退守到专业一隅。与之相伴的，是他们治学理路的改变。以唯美主义为开端，西方理论家们将“为艺术而艺术”作为抗议和逃避现实的方式，主张文学艺术放弃反映社会生活，回归艺术本身；文艺理论研究，告别文艺与现实紧张关系的建构，内转到只关注文艺自身因素、内在问题。其理论实质和最终结果，是阻断文艺与生活的通道，将文学艺术“囚禁”起来，封闭在狭仄的小圈子内，沦为“杯中风暴”、圈内游戏，这直接导致了当代西方文艺悖离社会，悖离生活。 这一特征，在当代西方文论的两大主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代西方文论的发展，主潮之一是科学主义。哲学上的科学主义，思想基础主要是主观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具体到文艺研究领域，科学主义不再将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内容和对社会存在的反映，而视其为一个自足、自律的封闭体系。其要旨是只关注文学艺术内部要素、寻找内部规律，并极端到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的地步。 唯美主义、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等，均忠实地实践和鲜明地体现着科学主义的主张。唯美主义作为发端，率先强调审美自律、艺术至上，认为艺术不应该摹仿现实，不应该表现时代。即便在某种情况下，艺术把生活作为一部分原料，也必须经过重新创造，使之成为新的优美的“与生活无涉”的形式。所谓重新创造，实质却是用虚拟的想象置换原本的真实，将现实生活从文学艺术中驱逐出去。及至俄国形式主义出现，文艺理论研究被彻底地桎梏在学科内部，对文学艺术发生根本性影响的现实生活因素，完全被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形式主义和在其影响下产生的诸多后续理论流派，譬如新批评派、结构主义等等，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支撑，将研究目光都紧紧锁定在文本上，在文本层面探寻形式、语言、语义、修辞等内部规律。 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内部研究，只是就形式谈形式、就语言谈语言，精心地过滤掉了形式和语言在形成、发展和传播过程中所承载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仅就语言而论，语言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语言功能的发挥，需要凭借建立在一定社会基础上的“意义公约”，语言的更转流变，更是以社会因素为根本驱动。文学语言与日常生活语言在某些情况下会有所不同，但这绝不意味着文学语言可以脱离社会基础而独立存在。当代西方文论的语言学研究，无视文学语言的社会历史因素，片面夸大其特殊性，执著于用数理逻辑探寻音韵、词语和语句的组合构成规律。这种研究理路，在获取内部规律的同时，必然由于视野的狭仄而丧失更宏观、更根本的理论探析。 当代西方文论的另一主潮是人本主义。服膺在这一主潮之下的，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精神分析理论、直觉主义与意识流等等。这些理论的共同之处和主要特征是把人作为理论研究的核心、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对人本身的研究来探寻文学艺术的本质及其相关问题。 从方向上看，人本主义观念有其合理性。“文学即人学”，文学艺术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进行精神表达和精神追求的特殊方式，是一切艺术活动的主体。但可惜的是，在对人的根本界定上，人本主义滑入误区，抛弃了人的社会属性，使得位于其理论中心的人，要么成为悬置于客观现实之上的抽象物，要么沦落为全部由动物性欲望和神秘本能支配的存在。比如，象征主义认为，诗是象征、应和的产物。象征主义诗人视现实世界为可鄙的、不真实的，他们力图超越现实而进入超验的心灵世界和“内在生命的实体”。所谓“超验的心灵世界”和“内在生命的实体”，说到底，是脱离了现实土壤、与现实世界失去关联的虚无缥缈的存在，而不是现实中存在的人。表现主义也是如此。构成表现主义的核心概念是直觉。克罗齐主张，直觉不依赖于理智、知觉、感受和综合等外在因素，直觉是自在自为的，不受制于机械的、被动的事实。到了精神分析理论那里，以人为本的内涵，又变成了以单纯的人的生理属性，即性冲动为本体。力比多驱动成为作家创作的最终动力。无论是“超验的心灵”、“直觉”，还是“力比多”，都刻意剔除人的社会属性，使其简化到不与外界发生任何现实关联的纯然的人，造成对人的本质的偏离和片面性认识。其理论支点不仅是脆弱的，甚至是荒谬的。这就使主张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理论，并不是像有些人辩护的那样，经由对人的尊崇、挖掘和发现，切近了社会，切近了生活，而是从另一个极端疏离了现实，进一步扭曲、颠覆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