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性研究是在反思西方、本土及其关系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同时也是对当代社会和文学批评中趋同性倾向的主动回应。在今天全球化不是一种概念而是既成事实的语境下，差异性研究具有现实的针对性。与研究外国文学和文化在中国的流传变异不同，差异性研究旨在打破西方的“准则”，在中外文学批评的交流和交锋中探寻一条适合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新径。差异性研究可视为全球化语境下民族知识分子的一种立场和策略。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差异性研究呼吁人们抵制同质性或单一性，建构既有普遍价值又有民族个性的中国文学批评。这一立场正是中国文学批评走向自信和自立的体现。 一、“趋同性焦虑” 差异性研究这一观念的形成源自对当今社会向西方趋同的焦虑。西方对中国的全面渗透在晚清业已开始，伴随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加剧，向先进国家学习，救亡图存，成为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必然。但如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互联网所具有的解区域化的能量，中国社会向西方趋同的现象愈演愈烈，蔓延于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国人的服装与欧美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走在不同城市的大街上，看到的都是似曾相识的建筑和广告；中国的传媒体系也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打开电视，里面的“选秀”和智力问答等内容分明是欧美电视节目的翻版。当代中国的趋同性已沦变为一种“社会症候”，如果我们对此掉以轻心，毫无防范，将使中国文化的特质逐步被削弱，甚或导致其独立性的丧失。我们将当今出现的这种多方位趋同所带来的精神压力命名为“趋同性焦虑”。 西方文化的强势进入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在中国文学批评界，趋同性主要表现为学术研究的西方化，百年来的中国文坛，在话题选择、概念运用、评判标准乃至思维方式等方面西方影响无处不在。将西方标准普世化，按照西方标准审视和判断中国文学和文化是这种趋同性的突出表现之一。中外学者曾围绕“中国有无哲学”、“中国有无悲剧”和“中国有无史诗”等命题展开论争，由此造成这些学科和文类的合法性危机。仅以悲剧为例，如“悲剧自然是最高形式的戏剧艺术，但恰恰在这方面，我国古代剧作家却无一成功”①；“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结尾”，因而中国“没有一部可以真正算得上悲剧”②，这些判断主要是依照西方标准衡量和推论出来的。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把西方的“理性的思维”和土著人的“野性的思维”比作公园里的花和田野上的花，他认为这两者都有权力开放。③从文化相对性的角度看，关于中国有无哲学、有无悲剧、有无史诗的论争都属于伪命题，牟宗三曾很不客气地指责那些认为“中国无哲学”的言论是“霸道与无知”④，因为那些命题实际上隐含了一种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权力模式，无视不同民族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标准的特殊性。就中国传统悲剧而言，它是在中国这块特定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是由中国社会、历史、民族的道德观念形成的审美观、欣赏习惯决定的。中国传统悲剧对悲剧人物的身份、地位没有严格的限制，像《白蛇传》、《窦娥冤》等悲剧主人公都是平民百姓和市井俚人。中国传统悲剧强调的是人物心灵的善，突出的是悲剧人物的正义性和无辜性。由于国人多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赏罚分明的伦理意识，因此中国传统悲剧一般在结局上带有理想化的成分，即使悲剧主人公生前不能如愿，死后也要通过变形，实现生前未能实现的愿望。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死后化蝶，《窦娥冤》的鬼魂复仇，《孟姜女》的哭倒长城，《雷峰塔》的劈山救母。中国悲剧正是通过这种“情通理不通”的表演，使结局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从而使观众获得某种满足感。而这些恰是中国文化自身的独特价值所在，如果以西方标准为准绳来评价中国作品势必抹煞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独特性。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表示，在分析文本中，那种企图证明第三世界的文本与西方准则的文本同样“伟大”的做法是很失败的(如说某某与陀氏的作品同样伟大之类)。⑤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西方批评话语的过度依赖和追逐成为学术趋同性的又一突出表现。出于对长期禁锢的反叛和对新的理论支柱的寻找，中国学者对西方批评理论十分推崇，亦步亦趋，文坛上演绎了一个又一个西方话题。例如，关于“文学的终结”的讨论就起因于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教授的“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与文学将要终结”的发言及相关论文“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⑥再如，“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缘起可追溯到英国的王尔德，而明确作为一个话题提出来则是德国人韦尔施，这个口号同样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消费社会的大背景中。文化研究也是中国文坛颇为盛行的话题，其主要理论来源是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一风行于英语国家的文化研究在中国形成一股热潮，时间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延续到21世纪。而国人在对西方理论的跟随中却很少顾及自身的文化体验，也没有充分考虑中西现实语境的差异，因此在运用的过程中难免有南桔北枳之感，如大众文化研究是中国文化研究的“重头戏”，殊不知中国的大众非欧美的大众。有人曾戏谑，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中的“大众”在北京只限三环以内。 二、差异性研究的特征 差异性研究的提出正是对学术研究西方化或“趋同性”的警觉和抵制，同时也是对文学批评主体性的呼唤，它希冀在中国文坛产生有中国学派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但差异性研究并不意味着对抗或完全排斥西方文学批评，也不是固执地坚守本民族文学批评的传统。差异性研究恰恰需要在比较和对话中完成，国际视野是差异性研究的重要特质之一。差异性研究的另一特质是强调主体对所接受的知识和理论的反思，这种反思既包括对西方文学批评的反思，又包括对本民族文化和文学批评的重新审视。并且，差异性研究也不仅仅是一种坚守和传承，更是一种理论建构，它立足现实，面向未来，通过确立自己的问题域，发出中国文学批评的声音。 1、国际视野 差异性研究不是“自说自话”，而是推举一种国际视野，通过设置不同的参照系，观照和审视中国文学批评的经验和问题，寻找中西文学批评或文化的分歧和特点。孤立地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学批评，是不可能发现其差异性的。 中国文学批评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需要在与西方“他者”的比较中去发现，并且两者的差异越大，越能辉映出彼此的特色。就认知模式而言，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显然与西方相异。在对世界和事物的把握上，与西方理性的逻辑的思维不同，中国人主张心领神会，在仰观俯察外物中用整个身心去体验，我将这种认知态度称之为“体认”，以区别于西方主客二分的认识论。人们在品评文学作品时往往是全身心地投入，其审美感受异常丰富，但言传出来却非常简单，所谓“自见其趣，自明妙理”，最精妙之处不足与外人道。在解释作品意义时，中国文人习惯于具象性的表达，多用形象的词语表达对作品的美妙感受。如用“大风卷水，林木为摧”表达“悲慨”的感觉；用“饮之太和，独鹤与飞”展示“冲淡”的图景；小说评点家金圣叹则用“游丝惹花，将迎复脱”比喻当今叙事中所用的伏笔技巧。需要说明的是，中西文学批评的异同往往呈现错综复杂的情况，在比较中突显的差异主要以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为参照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彼此内部没有异质因素。其实，中国文论虽然强调体验，但也存在过像荀子、名家那样重逻辑分析的理论流派，而西方文论中也不乏尼采式的疯狂和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因此，只有经过具体细致的研究和论证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