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品格

作 者:

作者简介:
颜翔林(1960-),男,江苏省淮安市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学、文艺学研究,浙江 温州 325035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后现代语境已经消解了理论的高贵性和超然性的品格,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社会思潮宰制了整个意识形态。事实上,理论应该保持和现实的适度距离,秉持自身的高贵性和学术尊严,这意味着从事理论探究的主体需要守护理论的意义与价值,保持对理论的敬畏和仰慕。在肯定理论的“可信”性追求的逻辑前提下,需要呼唤理论对“可爱”性的守护与回归。理论的精神价值之一是探究现象的存在形式和世界的意义,追问主体的存在和人类的终极价值,考量认识如何可能和承担对于纯粹理性与生活世界的批判责任等。在这个意义上,理论历史地与宿命地秉持着思辨精神和批判冲动的高贵气质,期许着自己的超然品格。理论的自律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激励理论家进行追寻意义、求证意义和创造意义这样一个精神历程。理论的“差异游戏”守望着理论的创新性,而创新性是理论之树常青的原动力。理论常常扮演迟到者的角色,然而,它的意义和价值可以超越现实对象。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2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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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12)06-0097-07

      后现代语境已经消解了理论的高贵性和超然性的品格,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社会思潮宰制了整个意识形态,市场经济的商品拜物教和消费社会所派生的消费文化直接导致了精神生产的商品化特性。与此相应的是理论的思辨精神和批判冲动的价值式微,理论思维的热情与能力的双重降低。表现在具体形态上,是理论的自律原则的隐匿和思想的“差异游戏”的退场,由此导致理论创造的智慧被遮蔽和想象力衰落。所以,对于理论品格的呼唤成为重建后现代语境的精神文化的必然选择之一。

      一、超然性

      “哲学,或者称为爱智,爱真的知识,爱真理的知识。这样一种哲学知识是自从柏拉图才开始有的。柏拉图把献身于纯粹知识的生活赞之为‘理论的’生活理想,由此,柏拉图就向他家乡雅典和他所处社会的通常意识作出了挑战。”①柏拉图是古希腊追求理论生活的先驱之一,显然,他也是最早认识和肯定理论超然性的古希腊哲学家之一。其后,亚里士多德对知识进行逻辑分类,将之划分为实用知识和理论知识,认为前者来源于感性认识,因而是一种卑贱的与仆从的知识;后一种形态的知识,由于来源于理性认识,才是高贵的与普遍的知识。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认为:“最高学术必然研究最高科属。理论学术既优于其它学术而为人们所企求,则这一门就应优于其它理论学术而更为人们所企求。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这门第一哲学是统究万类的普遍性学术抑或专研实是这一科属。”②他强调说:“理论部门的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应是较高的智慧。这样,明显地,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③依据这样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又认为:“纯技术的知识比纯理论的知识卑贱得多,发现有实用价值的东西的人比不上那些发现有理论价值的(而不一定有什么实用价值)的东西的人;换句话说,理论知识高于技术知识,理论价值高于实用价值。所以,哲学比一切科学都要高贵,因为哲学的目的不是为求实用,哲学是为求知而求知的学问,只有哲学才是自由自主的科学。哲学只依靠能动的理性,纯粹的思维,这样达到的知识才是‘最高尚的’、‘神圣的’知识。”④亚里士多德提出“第一哲学”的概念和推崇理论知识的心迹,清楚地表明古希腊先贤对于哲学的仰慕和执著的理论热情。尽管亚里士多德的上述看法不一定全然合理,甚至包含“第一哲学”的傲慢与偏见,然而,其中那种赞美理论和鼓励理论探究的精神内涵是值得今人深思的。

      亚里士多德对纯粹理论的这份热情在伽达默尔那里获得心灵回声:“人类最高的幸福就在于‘纯理论’,这表现在我们人类奇妙的生长周期,——人能够保持清醒,人能够看和思考——人的存在中。……人是一种有理性的生物,他有语言,同直接的印象保持距离,或者说他可以不受直接印象的控制,人能自由选择善和真理——人甚至能够笑。出于最深刻的理由,可以说,人是一种‘理论的生物’。”⑤伽达默尔对理论的赞美,承袭了古希腊精神文化的超然性品格,肯定了理论的自律自为这份传统的人文遗产。在哲学和人类学意义上,肯定理论的尊严、高贵和超然是无须存疑的精神逻辑和历史必然。然而,在后现代的历史语境,社会意识已经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于理论的热情或理论的超然性,精神文化运作于商品消费的法则,依附于经济生产的链条,大众传媒取代了独立的理论思考,庸俗的知识传授代替了思想本身,单纯的知识形式涵盖了精神的超然性,狭隘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侵占了曾经高贵的理论空间。这的确是一帧后现代主义灰暗的文化投影和精神图像。在如此的理论贫困和知识悲剧的历史情境下,呼唤理论的超然性显然是一个历史与逻辑的必然性选择。

      置身于后现代的语境理论的超然性,至少应该包含这样几个精神向度:首先,理论应该保持和现实的适度距离。理论必须秉持自身的高贵性和学术尊严,这意味着从事理论探究的主体需要守护理论的意义与价值,保持对于理论的敬畏和仰慕。理论应该本着“为宇宙立法,替人心立论,代万物立言”的崇高信念,而不满足于仅仅解答现实性的某些问题和回应功利主义的质询。所以,必须“悬置”(epoche)和反思“理论联系实际”的流行口号。一方面,理论可以回答具体的和现实的问题,担当对生活世界的必要责任;另一方面,理论也可以“悬置”实用主义或实证主义的世俗追问,做“逍遥以游”的精神自身的游戏活动。重要的是,从事理论探究的主体必须确立如此的意识:向现实“提问”(question)才是理论的应有职责和使命。更重要的是,理论应向理论自身提出问题。其次,理论追问自身的问题,但理论更需要追求命题。维特根斯坦认为:在哲学上“只有命题才有意思;只有在命题的前后关系中,名字才有意义”⑥。由于历史和理论自身的缘故,理论探究的主体已经不习惯提出问题,更遑论提出“命题”。再次,理论的超然性应该呈现对虚假意识和预设前提的斥拒,应该秉持“存疑”(epokhe)和“否定”(negation)的方法。胡塞尔现象学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没有前提”(voraussetzungslos)。诚如赫伯特·斯皮格伯格所言:“现象学是从沉默开始。只有那种当试图寻找对现象的恰当描述时面对现象体验到真正的困惑与挫折的人,才知道现象学的‘看’真正意味的是什么。”⑦胡塞尔现象学的理论信念之一就是抗衡所有虚假的意识形态和预设的逻辑前提,选择“面向事物本身”(Zu Den Sachen)的现象学方法。因此,“悬置”与“沉默”是理论的超然性应该守护的精神姿态,也是纯粹理论必须具备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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