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469(2012)07-0103-10 虽然说社会失范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普遍现象，是社会发展必须付出的一种社会代价，但却不可等闲视之。因为社会失范问题如果不被控制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之内，任其持续地蔓延，将会严重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势必对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如何有效矫正社会失范就成为社会转型期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正是美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社会转型期：一方面美国已由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头号工业国，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因严重的社会失范而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些严重影响美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危机，人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诊断”，并据此开出了形形色色的“处方”。在以激进派与顽固保守派为两个极端的各派所给出的“诊断”和“处方”中，改良派占据了主流。他们的基本主张是通过政治制度的改造，实现“新民主”，从而匡正时弊。与大多数改良派诉诸政治制度的改革不同，杜威更倾向于观念的改造，即通过道德教育改造人的观念，使其具备民主观念，从而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杜威阐发了其民主主义道德教育思想。 约翰·杜威是美国著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对美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尤以其教育思想的影响最为深远。而在其教育思想中，道德教育思想又构成其核心。虽然说杜威的道德教育思想是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产物，但其不仅容纳了历史上几乎所有有关道德教育的理论和学说，而且还孕育着未来道德教育思想的胚芽，深远地影响着后来的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可以说其思想的精髓已经融入到当代世界道德教育理论的血液之中。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20世纪中主张超越灌输、技能训练或行为管理的任何道德教育思想都从约翰·杜威那里获益匪浅。”[1]因此，杜威的道德教育思想无论对于我们研究道德教育的历史，还是理解和把握道德教育的现状与未来而言，都是绕不过而且是取之不尽的重要思想资源。 然而，再次确认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并不是本文的主旨。本文的目的在于将杜威的民主主义道德教育思想放在其产生与发展的特定时空背景中进行审视，分析杜威道德教育理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问题的思想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其对于当今中国道德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启示。 二、历史背景与问题意识 在考察世界道德教育发展历程时，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一种悖论现象：“正当我们对于如何证明道德决定之道德正当性而不确定和没把握之时，我们看到了对于道德教育兴趣的复兴；正当我们对于我们用来证明道德判断之正当性的证据、理由和感受最没有把握的时候，我们见证了对于道德教育的吁求。”[2]之所以会出现“对道德教育的浓厚兴趣在历史上似乎是与文化危机时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悖论现象，正如吉阿莱利(Giarelli，J.M.)等人所指出的那样，是“因为在这些时期，权威的传统道德基础已经出现问题，再生产道德权威之传统基础的社会制度已经弱化和土崩瓦解。”[3] 杜威道德教育理论的诞生亦堪称此种道德教育悖论现象的体现。杜威道德教育思想之所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诞生，也与这个时期美国因为社会转型而产生的文化危机有很大关系。在美国历史上，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美国社会生活因为现代化而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美国已由一个农业国转变成了工业国，在经济上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但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又出现了许多问题：经济领域中，垄断经济体制下垄断资本家毫无顾忌的聚敛财富行为，不仅破坏了经济运行的健康机制，更重要的是使国民收入两极分化日趋加剧，导致工农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尖锐对立，使社会矛盾日趋严重；政治领域中，一方面广大民众民主和政治监督意识淡薄，另一方面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大量滋生和蔓延，不仅使美国传统的民主制度成为徒有其表的空壳，而且严重腐化了社会风尚；社会领域中，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盛行不仅造成色情、暴力等现象泛滥，享乐主义盛行，同时造成了人与社会关系的新危机——社会逐渐原子化、分裂化，严重危及社会秩序。诸如此类的社会问题与矛盾已构成严重影响美国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危机，是刻不容缓、亟待解决的课题。 针对如上的社会危机，由于人们对危机的性质与原因有不同的“诊断”，就会有不同的解决危机的“处方”。因此，我们分析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社会历史背景，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其客观背景的描述和考察，而且还要分析杜威本人对于当时美国社会危机的性质与原因是如何理解的。在杜威看来，以上这些社会矛盾和问题都是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一种代价。综观杜威关于各种主题的著述，我们不难发现杜威反复地论及我们的思想、理想和制度需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造。教育机构尤其是学校必须进行改革，以回应由于工业化对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而导致的文化紊乱和争议。总之，正如吉阿莱利等人所指出的那样，杜威是将美国当时所面临的社会危机视为一种“由产业主义的兴起而促发的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既不可以采取“忽视其存在，诉诸于回归传统”的方式应对，也不可以仅仅以政治手段对工业社会的权力关系加以批判了事，同样也不可以用心理学的手段以强调自我的力量或意志来回应，因为它实际上属于一种“合法性危机”、一种“道德危机”。[4] 作为“道德危机”的社会危机又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传统道德的基础崩溃。由于伴随现代化而来的世俗化进程，传统道德的宗教基础已经坍塌，社会因失去了论证道德决定合理性的准据而无所适从，社会失范在所难免。二是维持和再生产道德的机构在弱化。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一书中告诉我们，在前工业社会的教育中，纪律、品格的形成以及勤奋和负责任习惯的养成是在家庭与社区中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自然习得的，而伴随工业化的兴起与加速，家庭、工作和社区的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弱化了学习、工作和社会生活之间的自然联系，使得传统的维持和再生产道德的机构出现了功能弱化的趋势。[5]
